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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楼

第六章　经济学与探索方法论

                            提要
    （1）我们的认识方法有许多令人困惑的地方，本章举了一些有趣的例子说明经济报偿可以解释其它方法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
    （2）具体地说，它们解释了（以翰普尔的乌鸦悖谬为例）在科学中，逻辑上等价的陈述作用可能不一样。
    （3）当人们从经济角度看问题时，纳尔逊·古德曼著名的归纳之谜就不再令人困惑。
    （4）波普尔提出了通用性在科学中的作用问题，这一问题也可以从经济角度加以解释。
    （5）和（6）科学推理中的奇异向性（novel ty tropism）和对称的作用也可以从经济上加以解释。
    （7）凯尼斯（J.M.Keynes）提出的难题：在信息不完整时就决定，还是等到获得更多的信息后再做决定?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也可以用经济方法加以解决。
    （8）经过认真的分析，只有依赖经济基础才能透彻的理解和解释科学实践的方法和程序原则。
                             引言
    本章举了一些例子，说明从经济角度看问题有助于解释探索理论，还对一些例子做了分析，说明认识论问题可以根据经济报偿论来解释。
                         翰普尔的乌鸦悖谬
    自从卡尔·G·翰普尔于1946年首次提出所谓乌鸦悖谬的归纳逻辑难题以来，人们已经发表了相当多的评论。
    这个问题起源于对演绎逻辑的思考。有一个形式逻辑陈述：所有的X都是Y，（根据对比原则）其逻辑上的对应陈述是：所有的非Y都是非X，例如，所有的乌鸦（R）都是黑的（B），从逻辑上讲，可与之相互推导的陈述是：所有不是黑色的物体（non-B）都不是乌鸦（non-R）。但是，逻辑法则中的前项，即乌鸦，与后项，比如一只网球鞋，
可能完全不同，所以，任何人都不会认为它能说明“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 这一陈述。问题是，为什么在演绎逻辑中等价的陈述，在归纳逻辑中却不等价？为什么人们只接受黑乌鸦，却不接受网球鞋？逻辑上等价的概括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这种情况可以用图3来表示。空框（2）是既可以由Rs=〔（2）+（3）〕所决定，也可以由non-Bs=〔（1）+（2）〕所决定的，因为只有空框（3）满足Rs=〔（2）+（3）〕的条件，只有空框（1）满足non-Bs的条件。无论用哪种方式，我们都可以简单地确定空框（2）。但理论上，我们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说哪种方式比另一种方式优越。那么，从归纳法的角度看，为什么两种方法差距如此之大？
    答案并不难找。问题在于两种方法在经济上有很大差异。我们用一种自然的方法（通过Rs）审视Rs=〔（2）+（3）〕，检查它们的颜色。然后，用一种不太正规的方法（通过non-B）审视non-B=〔（1）+（2）〕检查它们的类别。我们设想它们有这样一种数量结构：
    1Rs的数量大约是108
    2non-Bs的数量大约是1040
    3寻找一个R的平均成本大约是1美元
    4找到一个non-B的平均成本大约是1美分（0.01美元）
    5确定某一个R是不是黑色的成本大约是1美分（001美元）
    6确定某一个non-B是不是乌鸦的成本大约是1美分（001美元）图3 乌鸦悖谬示意图
    （译者注：我怀疑原著中有印刷错误或疏露。图中的（1），（2），（3），（4）和两个园框分别代表什么？原著丝毫未提。于是，我们无法读懂图3及上面的文字。）

    这些数字准确与否并不重要，尤其是第2项的数字准确与否并不重要。像埃丁顿那样估算宇宙有多少分子没有什么用处。就现在的目的而言，我们只要知道需要确定的数字相当大即可。
    我们进一步假设有足够多的乌鸦X，并从中抽取VX个样本（其结果精确与否并不重要，不必为此而争议）。于是，我们面临着两种行为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找到一定数量的乌鸦，查验它们是不是黑色的。
    成本：104×＄1.00＝＄10，000。
    第二种方法是找到足够数量的不是黑色的物体，然后查验它们是不是乌鸦。
    成本：1020×＄0.01＝＄1×1017。
    成本差异十分巨大。只要我们把查验过程考虑进来，再考虑一下经济问题，就会发现，两种方法的经济差异极大。这种差异把黑色乌鸦和白色球鞋放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黑色乌鸦与白色球鞋都与陈述的整体条件相符。但是，它们的意义与价值却大不一样。假如有人给我们一只经过确认的乌鸦，在全部需要检验的证据中，他的贡献可占百分之一的百分之一。如果他给我们一只经过确认的白色球鞋，由于（既不是黑色的也不是乌鸦的）物体数量巨大，他的贡献就微乎其微。第一种自然的方法要便宜得多，用这种方法，费用会大大缩减，验证或不验证一定数量的黑乌鸦，会产生大量的利润。作为一种归纳策略，依靠第一种自然的方法能够获得较高的成本效应。充分考虑经济问题会产生良好的作用。我们再假定要考察物体x是否具有F属性，但又不能直接解决这一问题，x等于F吗？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参照其它属性，比如G或H，才能确定x的身份，因为我们知道G和H与F有关系。再假定我们已经知道物体的属性是按下述情况分布的：（表略）
    那么，只要我们知道了x具有G的身份，就知道了十分有用的况：如果某物体缺少G，它就可能是F；如果它不缺少，就不是F。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x的H身份，情况就没有多少变化，因为不论知道什么具有H属性的的物体不一定就是F。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通过G而非H来了解x的身份。
    正如“二十个问题的游戏”所表明的那样，调查是由一系列问题构成的，而组成问题系列的方法则分为有效与无效两种。通过理性探索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一个资源耗费过程，在组成问题系列（在调查过程中）时，肯定要出现成本效应问题，调查方案只有通过问题系列才能进行。总的说来，只有通过对经济报偿的理智思考，而非根据一般的抽象原则，才能制定出有效的探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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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楼

古德曼的色彩悖谬
    我们再从经济角度从新考察一下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设计的著名的归纳法迷团。1953年，纳尔逊·古德曼提出了一个有关归纳推导的难题，在随后几年，这一难题引发了大量评论。古德曼的难题起源于他为两种非正统的色彩概念所下的定义。
    亚绿色（Grue）＝一种颜色，在瞬间参考时点t之前被检验时呈绿色，在瞬间参考时点t之前不被检验时呈蓝色。（这里的瞬间参考时点t是一个人为指定的、但不发生在过去的时点。）亚蓝色（Bleen）＝一种颜色，在瞬间参考时点t之前被检验时呈蓝色，在瞬间参考时点t之前不被检验时呈绿色。
    假如我们以这种色彩分类为基础进行归纳推理，那么我们的归纳推理就能对下面这种假设提供最好的支持所有的祖母绿石最终都会（在t点之后）呈现我们所谓的标准的蓝色，因为所有的祖母绿石经过检验后都呈蓝色。但是，如果以此为基础，我们对未来所做的常规归纳期待就会遭受全面的挫折。因为只要我们还用归纳法推论，就将始于一个非休谟式的出发点，却达到了一个休谟式的怀疑论的结果虽然是非标准的结果就这种结果而言，我们对未来的态度非常像对过去的态度，于是，我们建立在归纳法基础上的期待全都乱了套，我们对世界的印象成了一片混沌。
    这个难题引发的思考比人们当初料想的要艰深得多。例如，没有任何经验（可看见的）证据能帮助我们在怪异的亚绿/亚蓝色彩分类与正常的绿色/蓝色色彩分类之间做出选择。就事物的本质而言，经验证据必然与过去或现在有关，并且与标准的色彩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根据假设，时间必须先于时点t。
    然而，谁都没有理由反对说亚绿色与亚蓝色明显地与时间（t）相关，因为只有从我们的角度看，情况才似乎如此。但是在亚绿色与亚蓝色的信徒们他们确实使用这样的色彩术语看来，只有我们的色彩分类才有赖于时间：绿色＝在t点之前被检验呈亚绿色，或在t点之前不被检验呈亚蓝色。蓝色＝在t点之前被检验呈亚蓝色，或在t点之前不被检验呈亚绿色。
    在他们看来，情况完全是对称的。有人根据通用原则从理论上提出了反对意见：酱汁对母鹅是酱汁，对公鹅也是酱汁。总的说来，我们谈论的色彩与亚绿亚蓝的信奉者所谈论的色彩应当是完全平等的，没有任何理论能裁决他们与我们之间谁是谁非。
    最后，古德曼本人也放弃了寻找一种以通用理论原则为基础的优选依据。他转而求助于“既定成规”即，流行的习俗与习惯使我们乐意用现成语言描述色彩。但几乎没有哪位评论家同意这种解决办法。
    但是，当我们从经济报偿的方向看待全部问题时，它就显示出完全不同的一面。如果采用亚绿色/亚蓝色的色彩分类法，那么，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最终的（即在t点之后）结果是，人们无法回想它们的本来模样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HT4”SS〗，不知道我们是在t点之前还是在t点之后见过它。人们也没法像彩色照片一样逼真地再现它们；如果我们忘记了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连它们本来的颜色都说不出来。从长远的观点看（即从t点之后看）仅有表象是不够的，时间也很重要。于是，色彩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现象学问题。
    如果采用正规的绿色/蓝色分类法，那么，所有问题不仅包括当时的感觉，也包括图像记录、记忆、甚至预知（precognition）就严格地限制在有关事物表象的可以感知的现象问题上。于是，经验本身就足以告诉人们颜色的概念。标准的色彩分类法与亚绿色/亚蓝色分类法全然不同，采用标准分类法，外观就是一个充分的工具，足以让人们知道或告诉别人颜色是什么样的，因为现象和表象成为唯一的问题。
    于是，绿色/蓝色之分单纯凭借表象就可以处理好（就色彩而言，就像一片绿叶或一片蓝天一样）。而采用亚绿色/亚蓝色的分类法，问题就复杂了，涉及到与分界点t有关的观察时间。关于事物的表象，正规的分类法只涉及可以观察到的外表现象；不正规的分类法则必需求助于时间数据。故而，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不是机会问题！）
“正常的”的分类法之所以正常是因为它的用途更直接、更简单、更经济。采用标准的色彩，表象足以说明问题，采用古德曼的非标准色彩，表象不足以说明问题。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解决办法并不依赖令人生厌的色彩分类法，人们不是出于不公平竞争的需要才构想出两种不同的方法。这是一个在色彩与时间关系上采用哪种方法更好的问题。两种色彩分类法截然不同，人们并非事先就对某种分类法情有独钟，每种方法都可以完成各自的任务，使用不同的资源和机制。现在我们不必（像古德曼那样）求助于既定成规即认为，与非正统分类法相比，正统的分类法是约定俗成的、已被认可的、大家都熟悉的。我们使用那些基本原则就是要搞清楚为什么其中一种方法能成为既定成规。因为它应用起来不复杂，较便利（较经济！）。既定成规不是历史偶然形成的，它有较强的的可操作性，因为在经济上它有充分完整的逻辑理由。
    所以，在归纳法中我们为什么使用正统的色彩分类法而不用古德曼的分类法的问题可以解决了，它是个原则问题，而不是像休谟的“习俗”或古德曼的“既定成规”那样的偶然性问题。毫无疑义，这些操作原则具有实用性非常经济但不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要想解开这一难题，就必须考虑效率与便利等经济因素。通用优先和证伪主义
    我们再从经济角度考察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归纳探索的方法论问题：通用的意义。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了一个影响颇广的观点，我们不妨把它当成一个很便利的出发点。他说：“我对假说是否可验证很有兴趣……所以，我要求，把具有很高普遍性的所有陈述都挑出来详加审查和验证。”
    在波普尔看来，证伪非常重要。科学推理要求人们在考察问题时优先考虑最通用的最大胆的，故而也最容易受到挑剔的假说。这种方法有意义吗？的确，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角度看，最通用的理论不太复杂、限定较少的理论最容易被证伪，因此（在同等条件下）付诸实践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对于科学探索的方法论来说，易被挑剔能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吗？举例而言，假定我们有110个可供选择的、假设的解决方案，如表6所示，它们被分成两组。再假定我们有120个资源单位可用于分析问题。我们把A组假说放在X中加以验证，把B组假说放在Y中加以验证。如果我们是波普尔的信徒，就会直接选择B组，因为B组显然容易受到挑剔。但是，这样做合乎情理吗？
    表6 在可能性与通用性方面，
    两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假说示意表
    条件 A组 B组
    数量 10 100
    每种假说的可能性（在对所掌握的证据做出最佳评估的基础上）    05 005P
    每种假说的通用性* 20 80
    验证每种假说的单位资源成本 10 1
    〖HT5K〗* 为了简明，我们假定通用性的排列范围在0－100之间。
    请注意，我们在通用性方面将得到的期望值是由数量给出的：
    05X（20）＋005Y（80）＝X＋4Y所以，我们似乎有理由使这个数量最大化，但其前提是X＜10；Y＜100；10X＋Y＜120。结果，出现了一个图4所示的小小的线性规划问题。根据这幅图，X＋.4Y在（2，100）交叉点的最大值为42。也就是说，我们将通过B组的全部100个假说和2个A组的假说（随意选择的？）来推导。通用性高的假说沿着图示的位置明确地向上运行。
    图4 示意图
    当然，如果条件变了，结果也会改变。事实上，经济的方法显然切合实际，就通用优先而言，它不受任何教条的限制。波普尔从纯粹逻辑角度考虑通用问题，我们则从经济/方法论的角度和成本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的方法完全可以代替波普尔的方法。只要我们采用经济的方法，根据合乎情理的规则，在规定的范围内，使通用性最大化，那么，我们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成本效应的估价问题即，耗费最少的资源，寻求最大的回报。
    从这一（切合实际的）角度看，依据通用性的高低做出选择的问题成了第二位的问题。只要人们把注意力放在经济问题上就会发现，在观念上固执地依恋高度通用（或高度专用）的一般原则就得付出代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用不起的奢侈品。
    任何探索理论只要考虑了成本效应，通用无疑会在一定范围内起核心作用。采用正统的方法，科学关心的是怎样详细研究通用理论，因为通用理论包含了最全面的信息。采用波普尔的方法，科学注重通用是因为它们随时都可以被查验，因为这些理论较易受到挑剔，较易证伪。采用经济的方法，情况则大不相同，科学注重通用是因为通用理论的成本效应最高。
    请看下面的问题序列：
    1动物园里的所有（10只）狮子都有尾巴。
    2全美国的（1，000只）狮子都有尾巴。
    3所有活着的（100，000只）狮子都有尾巴。
    4所有曾经活过的（100，000，000只）狮子都有尾巴。
    我们比较一下上面的陈述，并把它们做为研究的重点。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问题。第一，为了掌握总数为N的狮子是否都有尾巴，我们必须从中抽取（随机选择）VN个样本来加以查验。第二，对该种群数量为X的个体进行处理时，由于规模生产效应在起作用，查验的平均成本随着X的增大而减少（根据生产经济学的即定原则，平均每单位的成本为1/logX，第N单位的成本为1/N）。那么，只要增加500倍的支出，应用范围就可以扩大到一千万倍。这个例子说明，在成本效应方面，通用具有显而易见的优点。总的说来，波普尔的方法还有许多可以谈论的地方不是因为它采用了通用原则，而是因为它具有经济上的优势。
    上面的论述说明，从正统方法看，通用假说涵盖的信息最多（用波普尔的话说，这种方法最有可验证性）。当我们采取经济的方法时，情况就不同了。它们的优势在于把各种必要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在验证时，每投入一单位精力都会得到最多的信息内容。现在看来，通用优先不是一个教条主义的违规问题，在经济回报的基础上，它有简明易懂的充足理由。
    不过，现在所要考虑的不是选择某种具有经济优势的假说问题，而是（C·S·皮尔斯所谓的）典型的诱拐问题，即选择一种经得起推敲的尤其是经得起验证的假说。必需把具有研究价值的假说和具有接受价值的、可信的理论严格区分开。证明是一回事，调查价值是另一回事。在波普尔的思维轨道上，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研究方案的设计，而不是理论能否被人们接受。
                          新奇向性
    经济视点有助于解释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们喜欢新奇和无人试用过的理论。在科学领域，一种新理论一旦被人接受，就会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取代旧理论，甚至超出了确凿证据所能证明的范围。人们对新奇的渴望是无法用证据来解释的。那么应当怎样解释这一问题呢？
    问题的关健在于，新理论孕育着更大的潜在硕果。新理论虽然根基不稳，但前景广阔，旧理论的回报期已经过去，人们已经明白它的对问题的解释，和它所要做的试验。以新理论为基础开展工作则有较高的成本效应。此外，由于新理论前景广阔，科学的报偿系统也会偏向于它，它的应用会动摇人们已经接受的观念和既定成规，而不是从旧理论中再挤出一点有用的残汁。
    在这里，我们又找到一个例证，科学研究的规划问题可以在成本效应的经济报偿的基础上得到简单明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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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与推迟决定
    长期以来，方法论专家一直困惑不解：如果一个问题必需解决，但是资料却不完整，那么我们应当尽量根据现有的证据做出最佳决定呢，还是推迟决定直到获得了更充分的信息？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些根据通用原则办事的理论家们不肯提出这一问题，因为从纯理论角度看，证据不完整就做决定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人们一直这样做。如果对推迟的惩罚是零，信息的增加也无需成本，根据情况的发展推迟决定就没有什么损失。只有抛开纯理论，采取实用的态度，并把成本也纳入考虑之中，我们才能现实地看待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假定各种参数如表7所示，再假设做出正确决定的收益与做出错误决定受到的惩罚在一定时间内是衡定的（这当然有点儿不现实）。如果我们采用大家都很熟悉的价值比较法，按照标准的决定理论（decision theory）进行推导，那么：

    表7 决定与推迟决定
    情况成本（附加）做出正确决定的可能性做出错误决定的可能性因错误决定而遭受的损失
    现在做决定 0 p ＋B －L
    以后做决定做进一步探索 C p+d ＋B －L 

EV（现在）＝p（B）＋（1－p）（－L）

EV（以后）＝（p+d）（B）＋（1－p-d）（－L）－C
    EV（以后）＞EV（现在）iffd（B＋L）＞C
    1如果C＝0（即，如果增加的信息是无成本的），那么，推迟决定显然永远〖HTK〗要付出代价。
    2如果错误的决定不受惩罚，（即－L＝B）那么推迟决定显然决不会付出代价。
    3如果我们全面衡量单位成本，以至于达到C＝x（B＋L），那么，如果d＞x，即如果正确决定的可能性按比例超过成本的增加，就应推迟决定。
    这些关系表明，在决定的第二个层次上，为了进一步探索，现在决定还是推迟决定的问题成了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的权衡问题，与标准决定理论的方法完全一致。每当人们得到了必要的信息，可对预期做出评估，就有可能根据成本效应经济学的方法迅速做出决定。一般情况都可用这一例子来说明。现在决定还是以后决定的问题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细致的经济问题。只有从经济角度权衡利大于弊，等有更充分的信息后再做决定才是值得的。
                         对称论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米勒图斯的阿那希曼德（Anaximander）教导人们说：“地球在空间自由转动，什么都不依托。它停留的地方离所有天体的距离都一样。”
    阿那希曼德的意思是，地球位于完全对称的宇宙的正中央。有了这种对称定位后，任何想要把地球定位推向一端的企图都会受到另一种相反意见的反对，或抵销。于是，地球就只能留在中间。世界的对称问题和物理学上的均衡问题，使人们认为地球悬挂在宇宙的正中央。
    在物理科学中，对称被当作一种推理原则为人们广泛接受。根据这个原则，在某些方面相似的事物其行动也会相似。X的特点体现在R方面，Y的特点也与R方面有关，于是，X和Y在与R有关的问题上采取的行动必然也很相似。这种想法的主旨是：不同的行为必然有不同的条件。
    在对称中，等价的倾向和对立的倾向可以相互抵销。
    把对称/同一的论点作为一种物理原则加以证明显然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人们怎么可能相信偶然能够破坏物理的同一性，破坏对称呢？现在，排除偶然的难题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因为人们一旦踏上现代物理学的小径，接受真正的随机现象例如，不稳定的重原子的离散放射就不得不承认，老派的形而上学家们的因果原则已经成了机会物理学
（physics of ch ance）的牺牲品。
    但是，我们一旦离开物理实验的真实视点，改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问题，它就显示出了另一面。这儿的问题不是为自然立法的问题（如果自然对X和Y采取不同的行动，必有造成这种不同的物理原因），而是一个认识程序的问题（如果我们要保持与X和Y有关的事物的差异，就必需有足够充分的理由）。用康德的话说，不是一个结构原则，而是一个调节原则。它不是对自然进行物理观察的真实原则，而是理性程序的经济原则。只有在不同条件下，我们才耗费心机，构想出不同的方法，这种意见就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理性经济的问题或认识程序的简化问题。
    从经济认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一下阿那希德曼的观点很有用处。争议之点是，阿那德希曼所谓的对称并不意味着一种物体不能破坏物理的对称，而是说，只要我们没有理由断言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破坏了对称，（因为对称存在于所有相互关联的事物之间），却要进一步对对称的形态加以解释，那就显然太傻了。让外表的对称自已提供必要的解释，这才是解释经济（explanatory economy）所关心的问题。所以，这里所争议的不是对称的物理原则，而是认识经济的程序原则。
    当然，对称在认识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只是一种设想。争议之点不在于要人们接受一个颇有问题的观念：即自然决不能破坏对称，而是要人们接受一种经济原则：只要事物运转正常，我们就不必进一步解释只要不出现需要解释的异常现象，我们就让事物自己运转，不去管它，而把认识精力转到其他更有前途的方向上。
                                 结论
    科学的方法论者有一种倾向，喜欢根据意识形态处理抽象的理论因素，如通用、简化、可检测性、解释能力、健全、连贯和新奇。本章说明还有一种更自然的、实用的/经济的方法。只要注意成本和收益的合理平衡，运用普通的、理性的决定方法，我们就无需在独立、真实的基础上，为怎样解释种种具有认识效用的参量而争议不休。我们随时都可以根据符合认识程序的理性经济的标准原则对我们这种探索方法论中的这类因素的作用加以证明。因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它们完全具有成本效应，能使科学借助描述、解释和控制自然，较容易地实现目标。在这一大框架之下，标准认识价值和认识程序的合理性就可以根据我们采用的一般理性程序的成本效应得到判定。

                 第七章　经验探索的成本升级

                            提要
    （1）只有从探察类比的角度，不是地理探察，而是温度、压力、场强度等物理因素构成的参数空间的探察人们才能最清楚地理解自然科学的探索和发展。
    （2）演化使我们熟悉了现有环境，探索离我们的家园越远，也就越困难（越昂贵）。
    （3）随着数据库的扩大，科学理论化需要的是一种最不复杂的、能够包容所有现成数据的理论结构。
    （4）只有通过连续不断地建立均衡、破坏均衡和辩证的转换，理论与实验才能得到发展。
    （5）成本升级制约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它从根本上为自然科学的发展确定了经济极限。
    （6）总之，经验探索的经济问题是一个内在结构特点的问题，知识理论家们只有付出代价才能看到概貌。
                     科学探索的探察模式
    在研究自然科学时，我们人类以自己的处所为基点探察世界不仅仅探察空间邻域（neigh borhood），还在温度、压力、电荷等各种物理变量的空间中探察参数邻域。
    在我们熟悉的自然环境中，在人类“家园”附近的各种事物上由于千万年的演化，我们继承了一套感觉和认识工具我们的行动相对轻松与自由，用自己独有的感官探寻与行动模式有关的种种数据。在一定范围内，我们可以凭借这些直接手段处理每一件事。要想了解得更多，我们就必须更深入地探索自然，使技术日趋复杂、成熟，使探索能力达到更高的水平。我们不得不离开万年演化形成的自然家园，不断开拓遥远的探索疆域。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参数空间出发，我们跨越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像勘探家一样探索大自然四方八极的种种参数，寻找具有认识意义的现象。这幅图像不是地理勘察的图像，而是对分布在我们四周的物理参数空间上的现象进行物理探索的图像。这种探索方法提供了一种科研概念，为了在科学上有重大的新发现，就需要勘察新现象。随着望远镜、粒子能量加速器、低温工具的效应、密封设备的效力、真空设备的能力、检测工具的精度不断增加也就是说，随着我们在物理世界参数空间的活动能力的提高种种新现象进入到我们的视野。由于我们了解自然进程的知识和经验不断扩大，越来越成熟的科学技术使我们能够大步前进，当代物理学才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就分布在参数空间范围内的形形色色的过程而论，自然本身无疑具有统一性。它不会按照我们习惯的参数系统把这些过程串接在一起。在我们狭小的邻域之外，有意义的现象层出不穷。但是，具有认识意义的重大现象越来越稀少，因为早期的科学天才有能力做得又多又好。我们的理论三角测量能（powerofheoreticaltriangulation）
非常之大，以至于我们能够高效地利用位于我们的参数邻域中的种种现象。但是，科学创新却越来越难随着我们的探索疆域不断向远方推进，离万年演化形成的家园越来越远科学创新也越来越昂贵。
    人们在现有资料和技术水平上取得了重大发现后，要想有更重大的发现，就得使资料和相关技术进入到更成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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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升级
    自然科学基本上是一种经验科学。它的前进不完全取决于人类的智慧，还取决于监视与观察，只有通过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我们才能进行监视与观察。不依赖工具、仅凭感官就能获得有关自然一般历程的有用数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要想获取和处理有用的科学数据，技术是不可或缺的。现在，科学发现所依赖的数据分类只能通过技术手段来进行。
    在当今的实验科学中，人们不是为了追求巨大的能量、高敏感性、复杂的手段自身而追求它们，而是因为研究的疆域已经推进到没有它们就无法前进的地步。科学就像战争，用过去的装备已经无法有效地打赢现代战争。
    若是没有不断发展的技术，现代科学就会嘎然而止。今天的发现无法用昨日的装备和技术取得。为了进行新的实验，为了获得新的观察数据，为了发现新现象，就需要更强有力的分析技术。科学的进步决定性地、不可避免地取决于我们的技术能力，为了勘察和解释更遥远的现象，我们必须不断地深入地研究更遥远、更广泛的物理参数，难度也会越来越大。我们耗费无限的气力，扩大有效实验的范围，因为只有在新的难得的实验和观察条件下获取极端的温度、压力、粒子速度、场强度等等我们才能得到把假说和理论付诸试验的条件。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者所说：“今天的多数重大物理实验，如果在十年前的技术条件下做，恐怕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整个自然科学中，技术进步是认识进步的最重要的条件。勘察参数空间的思想为成熟的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科学创新机制提供了一种基本模式。新技术扩大了物理过程所能达到的参数空间。范围的扩大使人们认识到全新的现象，发现、研究这些现象并把它们理论化，是科学地理解自然的基础。这些考虑意味着，在数据的生成和处理方面，技术水平应当与探索技术的连续发展阶段相适应，每个发展阶段都会使考查工具和方法出现连续性的变化。不同的技术层次常常因为（量值－秩序）的实际改进而相互分离引起变化的信息参数包括测量的精确性、数据的处理数量、探查的敏锐度、电压的升高、或温度的升降等。这种情况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人们一旦在特定的数据技术水平上有了重大发现，为了解决更深刻的问题，就必需有更重大进步，进而要求在技术再上台阶，达到更高的水平。研究成果在每个数据技术层次上都会达到饱和，但勘察却不会在任何一个层次上停下来。一旦某一特定数据技术层次上的潜力被挖掘殆尽，我们的所有虔诚和智慧都无法在这一层次上再有什么创新和发现。只有登上另一个复杂的数据技术水平之上后，才可能有进一步的重大发现。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技术升级现象。对新数据的需求迫使我们离开人类熟悉的家园，在自然的参数空间中越走越远。一方面，科学进步原则上永远是可能的有意义的科研成果永远不会穷尽另一方面，永无休止的勘察要求不断提高数据的提取技术和探查技艺。
    技术升级具有许多经济衍生物。科学探索经济学呈现出一幅成本不断升级的景象，它使人想起了军备竞赛。科学研究中固有的技术升级与军备竞赛很相仿，由于敌方的技术不断提升，现有的技术不可避免地因过时而遭废弃。这两种情况的经济结构是一样的，因为新技术会使成本以指数的形态增加。（不妨回顾一下B系列轰炸机，二战时期的B－17轰炸机，在冷战时期发展到B－47和B－52轰炸机，现在则发展到超音速B－1轰炸机。）由于科学要在最大范围内掌握自然，它与自然展开了一场技术上的军备竞赛。技术能力的升级以及与之相关的成本升级都是这一现象的表现。
    在任何成熟的自然科学分枝，为了进一步取得实质性结果，人们对技术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重要的科研新成果的购买价格便不断地上升。某一特定的技术工艺层次上的重要研究成果一旦被完成，人们就不间断地向另一个更新、更复杂（当然也更昂贵）的层次迈进：人们要求得到更精确的测量，更极端的温度，更高的电压，更复杂的结合，等等。为了保持稳步前进，对人力和物力的要求也与日俱增。成本升级现象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一是在特定技术水平上能够实现的实质性成果是有限的，二是从一个技术层次向另一个层次推进时，资源成本会持续快速地增长。
    升级过程提供了一种视点，透过它可以看到，自然科学的进步最初并不急迫，因为我们只在自己周围的参数邻域探索自然。
    在这一阶段，经济要求非常低，因为所需要的技术相对粗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意义的科研成果的资源成本不断升级，因为实现其目标的技术难度不断增加。这些困难是经验探索的基本也是不可消除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必需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与自然发生关系，在参数空间中更困难的部分进行工作。
                        归纳与理论化
    在科学探索活动中，我们对自然进行扫描，寻找有趣的现象，寻找有用的、可以解释的规律。科学理论化，作为一种根本的归纳过程，就是构想出一种能够包容全部现有数据的最不复杂的结构。在每一阶段，我们都尽量把现象及其规律性纳入到这一最简单（在认识论上最有效的）解释结构中，以便解答我们对世界的问题，并指导我们在世界中的行动。
    不过，这里必需强调一个问题。有人认为，把解决问题的猜想与经验数据纳入到一个协调系统中是一个很保守的过程。这种印象是错误的。系统化工作体现了一种拓宽经验范围扩大、扩展基本数据（理论上的三角测量根据这些数据才得以进行）的迫切性。其重要意义不亚于假设它们很典雅（elegance）。简明/和谐与全面/包容是一个整体的两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拓宽探索自然的参数空间是这一过程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原因。
    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数据库也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在数量和种类上也会不断扩大。技术进步还会不断扩大我们窥视参数空间的窗口。在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中，我们通过这一窗口研究参数空间，不断地扩大我们的数据库，根据我们的所见进行概括与总结。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单色月景，只要看到一面，就等于看到了全部，根据较少数据得出的理论也较适用于一般情况。历史经验表明，随着我们对参数空间的探索越来越深，我们的自然观念随时都可能发生巨大改变。新技术进入参数空间的新领域后，往往会破坏数据与理论之间已经达成的平衡。
    我们对物理参数空间的探索往往是不完整的。我们对温度、压力、粒子速度等参数范围的研究绝不会穷尽，因为研究得越深，物理阻抗越大。我们不可避免地碰到这样的（真实）问题：尚未探明的事物的规则结构与已经探明的事物的结构并不吻合。总的说来，新数据与旧理论不能吻合。（例如，牛顿的理论可以令人惊异地预测出太阳系的现象日（月）蚀，天体汇合点，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典物理学不需要根本的修正。）
  一般情况下，科学理论是这样形成的：在参数空间的有限区域内发现某种现象的局部规律，然后把它推广到全局。科学理论的论断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也不受参数范围的限制。理论科学规定了事物在时间和空间的形态。它并不要求用复杂的统计学知识鉴别出我们在科学中运用的归纳法是否必有风险。它并不要求复杂的科学史知识鉴别出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是否会发生。在我们的理论扩展到参数空间的各个部分时，很少有哪种理论能历经扩张而依然完整。对于可观测的自然规律和不可观测的自然结构来说，不同的观测层次会有不同的结果。在每一个复杂的研究阶段，我们好像都会碰到事物的不同秩序和特点。我们在研究自然时发现的东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观测技术的特征。我们在自然中发现或找到的东西总是依赖于探索机制。于是，科学史记录了一系列从一个错误跳到另一个错误的事件，但人们犯错时的态度极为认真，对使用的数据极为负责。
    甚至在目前已经掌握的全部领域内，极端精确并不预示着实际正确，只表明它在有限范围内是充分的。不论怎样拓展目前已经掌握的有限范围，我们依然不能肯定（甚至不能认为可能）与目前所掌握的全部问题相吻合的理论主体适用于更大的范围。谁都不能断言未来不会发生变化即，需要改进。
                       实验和理论的辩证关系
    我们只有与自然交往才能了解自然，牛顿的第三定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已成为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观察和探察自然，并为之付出了多少心血。正如培根（Bacon）所说，我们费尽气力，用尽各种手段从自然中挤出了多少，自然就告诉我们多少。我们通过连续、深入的探索所得到的东西肯定会不断变化，因为我们是
在新条件下工作，不能期望旧条件能起什么作用。新奇现象大概永远都会出现：我们永远不能认为已经达到了事物的尽头。自然永远保有自己的秘密。在探索自然的每一个技术阶段，我们都可以从不同角度窥视自然中的事物和它们的规律。
    自然科学的进步就像理论家与实验家之间的对话和辩论。实验家探察自然是要看它的反应，发现各种现象。理论家则付予数据以理论结构。他们找到一种可以理解的、理性的框架，建成种种解释模式，以便把实验家们交给他们的发现物容纳进去。
    但是，理论家们一旦发言完毕，球就被传到实验家们的法庭。实验家们使用更新、更有力的工具探察自然，找到新数据，新现象来验证理论。由于这些数据是新的，本身是不可预测的，它们往往无法与旧理论吻合。根据旧数据得出的理论推断无法包容它们，旧理论也无法容纳它们。于是，现有理论与新数据之间的均衡被破坏了。
    到了这一阶段，球又被传回理论家的法庭。人们必需设计出新理论来容纳新数据和与旧理论不一致的数据。于是，理论家们又开始编织新的理论结构去容纳新数据。他们想使理论与数据重新达到均衡。接着球又被传回实验家的法庭，整个过程又从新开始了。
    但是，科学进步要求技术不断升级，每一次往复都更复杂、更昂贵。随着科学的进步，驾驭自然的难度越来越大。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想在认识上取得收益，就得越来越使劲地压挤自然。
                      科学的经济极限
    我们满怀信心地预期科学技术会不断改进，但不能指望它尽善尽美。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能够，或必会走到道路的尽头。技术能力的每一层次都有内在的局限，要克服这些局限就得上升到另一个更复杂的技术层次上。从原则上看，压力总会越来越大，温度总是越来越高，低温试验可以达到绝对零度，粒子加速可以接近光速，真空也接近极限，等等。可以做的工作越来越多，因为越来越大的阻力限制了极限的实现。经验告诉人们，为了增进我们对自然的了解，物理学每前进一步都会发现新现象，对验证假说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对区辨不同新理论差异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
    人们总要与自然交往，随着交往的扩大，对资源的要求也会不断增大。但是人类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它无情地限制了我们对本真世界的体验。我们无法通达自然的某些部分，所以，就必须承认那些我们无法辩识的现象。如果自然允许我们了解的、具有科学意义的现象仅限于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们以前的全部经验历程恰好证明了这一点那就太令人称奇了。
    既然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是有限的，我们就必须现实地承认，在任何发展阶段，科学对自然的描述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因为人类要想在认识上控制自然，不仅需要思维工具（概念、观念、理论、知识），也需要物质资源（技术、能量），后者的重要性不亚于前者。由于我们掌握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我们的控制能力肯定是不完整的，不完美的，在一些能够做出成就的方面做不出成就。我们根本不能随心所欲。
    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面临着挑战，必须不断从一个技术层次向另一个技术层次攀升。在自然科学方面，创造性才华不能超越技术发展的进程。丹麦科学史专家德拉什曼恩（A.G.Drachm ann）写了一本出色的专著《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机械技术》。他在结尾处写道：“我不愿在社会条件中寻找创造发明失败的原因，除非我确信无法在时代的技术条件中找到原因。 ”
    科学史和技术史的确受到“时代的技术条件”的制约。
    自然科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在任何发展阶段，它的理论都会受到当时的技术和资料的制约。这么说并非贬低人类的智慧，而是正视科学生活的基本事实。在任何时代，科学进步都会受到一些看不见的障碍的制约，它是由当时获取资料和处理数据的技术水平所决定的。〖HT4”H〗技术水平决定了技术制约首先制约数据的获取，而后制约理论的建立。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技术水平限制了人们的实际探索范围，决定了科学进步的限度。
    科学史上最清楚的一课是，只要有了获取和处理数据的更强大的手段，我们的信息基础就会改变，随之，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心中的自然图像也会改变。无穷尽的潜在技术层次序列必然会导至无穷尽的（潜在）理论序列，每个层次都会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为自然描绘出一幅不同的画面。当然，在许多学术和探索领域，很多发展并不依赖新数据。例如，纯数学表明，它所发现的东西并不依赖新的经验数据。但它不代表自然科学的可能前景。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明显依赖于新增数据这是该学科注重经验的一面它才与形式科学（逻辑学和数学）和解释（hermeneutic）科学（如人文科学）区分开，这类科学总是从各种新奇的角度对旧数据做没完没了的解释，解释，再解释。
    古希腊人当然同我们一样聪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当时的信息技术条件下，让古希腊天文学家解释红色转换（red shift），或让古希腊物理学家从细菌学角度解释传染病，不仅不可能，甚至不可想像。在他们的认识范围里，根本就不可能有与这类现象相关的资料。使用当时的工具，古希腊人（不论他们的的头脑多么发达）根本不可能从物理学或概念上把握这类现象。他们无法在理论上前进，因为技术障碍使他们无法得到有关数据，这种技术障碍在当时是绝对的，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发明出内燃机和无线电发射台来。
    还有一种居心不良的、蛊惑人心的观点，认为观察新现象的速度可以减慢，对资源限制的需求可以减缓，因为不论怎么说，技术能力的增强不过是在蛋糕上加点儿冰淇淋，增添一些无关紧要的装饰图案，做些小的修补。这种观点的隐含意思是，任何改变都是次要的改变，科学进步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人们充其量只能在一幅基本完整的、描绘自然的图画上做些无足轻重的小修小补而已。
    这种非现实主义的乐观态度应当受到全面的批驳。我们没有道理认为自然中难以观察到的现象在认识论上不具有重要意义，更不能认为我们在认识领域已经接近了极限。现实地说，我们只能认为科学成果在任何发展阶段给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我们在认识领域和物理学上所理解的自然也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我们与自然的交往就我们对自然的认识范围而论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对自然的研究不透彻，意味着人们在认识论上对世界的把握不完整。有限的物质能力和能量必然限制经验科学的认识能力。只要一些现象是无法发现的，认识就不会充分。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怎么说，经验论者都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最偏执的理性主义者才认为纯智力可以弥补资料的不足。由于存在着观察不到的现象，所以，我们的理论系统也很难完整。由于存在着尚未发现的现象，甚至根本就无法发现的现象（那怕仅从前述的经济理由的角度看），所以我们必需假定我们关于自然的理论知识是不完整的，人类探索世界的思维特点决定了
我们的自然科学知识是不完整的。
    最后，自然科学不仅面临着障碍（探索的极限），也面临着阻力（难点和阻抗）。科学进步对技术、经济都有要求，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满足这些要求永远不能随心所欲，心想事成。由于资源有限是不能回避的现实，所以，科学在实践上也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科学当然会有尽头当科学发展到我们这种生灵所冒风险的极限时，它就走到了头它不会尽善尽美。在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方面，它永远不会完美无缺。
    继续进步的难度越来越大，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接近了科学的大限用罄了自然储藏的新现象而是因为确实有更深的矿脉，只要我们能挖出，它们就对我们有用途。问题不是我们能否想方设法深究到底，而是我们是否支付得起这种消耗我们只能使用已经掌握的有限手段。我们最好这样说，科学的极限取决于经济限度，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了自然的全部奇观，而是因为我们的经济绳索已经放到了头。开拓技术疆域越来越困难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上，越来越昂贵拓展理论疆域也同样如此，成本越来越高昂。
    科学确实有其极限，但不是因为人类智力低下或脑力不足，而是一种经济制约，它是我们探索自然现象时所依赖的技术特点决定的。过于乐观的想法，即认为科学可以无止境地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土崩瓦解了，因为现实令人尴尬，解决问题的价格在无情地上涨，最终会超过人们的支付极限。

行云随风

第 25 楼

注释

    1有关Pierce对科研经济学的论述，见作者本人的“Pierce's Philos ophyofSci ence”（《皮尔斯的科学哲学》）（Notre Dame and London，1976），以及C.F.Delaney的“Pi erce on Simplicity and the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of Science”（《皮尔斯论“简化”与科学的可能性与条件》），见L.J.Thor编辑的“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the Maki ng”（《创造哲学史》）（St.Louis，1974），pp.177-194。
    2Fritz Machlup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见他的 “The Production andDistri 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知识在美国的产生与分配》）（Princeton ，1962）。
    3Roland Huntford引述Fridtjof Nansen，  “The Last Place On Earth”（《地球上的最后一个地方》），（New York，1985），p.200。
    4William James，“The Sentiment of Rationality”（《推理的情操》，见“Th e Will to Believe and Other Essays in Popular Philosophy” （《信任的信心和其它有关通俗哲学的论文》），（New York and London，1897），pp.78-79。
    5但是送一个超过实际需要的、价格昂贵的礼品确实没有理性吗？当然不是!它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目标和目的，有时很可能是想让收礼人惊奇和愉快，而不是仅仅按习俗办事。
    6有关这一问题，见Gorege K.Zipf的“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of Least Effort”（《人类行为和最小精力原则》），（Boston，1949）。Zipf举了很多有趣的例子，说明我们的许多认识行为都有使精力支出最小化的倾向。
    7正如William James所说：“（有人）会说，宁可永远什么都不信，也不愿相信谎言! 这只说明他非常害怕被人欺骗……但是我相信一个人在世界上会碰上比受骗还糟糕的事。”（“The Will to Believe”），pp.18-19。
    8H.H.Price， “Belief” （《信念》）（London，1969），p.128。

9David Hume，“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论人类理解力》），sec.Ⅶ，pt.ii。比较John Lock所说的话：直到人们证明食品有营养才吃东西，直到确信必会成功才采取行动，这样的人就无事可做，只能一动不动地坐着等死。”（“Essey C 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bk，chap. ⅩⅣ，sec.1）。
    10Sextus Empiricus，“Outlines of Pyrrhonism”（《皮浪主义概述》），bk.I，chap.20，sec.193；并比较secs.121-124。
    11Ludwig Wittgenstein， “On Certainty” （《论确信》）（Oxford，1969），sec.287。
    12关于优先权的冲突，  见R.K.Merton的  “Priorities  in
ScientificDiscovery” （《关于优先权的冲突》），“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2（1957）：635-659。〖ZK〗
    13钦命的伦敦皇家学会成立于1666年，它向开放迈出了很小一步，但意义重大。R .Ravetz在“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ts Social Problems”（《科学知识及其社会问题》）（Oxford，1971）一书中对当时的历史状况做了有趣的分析。Ravezt说：“当时（从16世纪到17世纪）的许多重要科学家关心的是如何保护知识产权，而不是通过发表作品获得声誉”（p.249）。
    14游戏理论家把它叫作囚徒的两难选择。  参阅Morton  D.David“GameTheory” （《游戏理论》）（New York，1970）， pp.92-103。还可参阅A.Rapoport和A.M.Chammah的 “Pri soner's Dilemma： A Study in Conflict andCooperation” （《囚徒的两难选择：冲突与合作之研究》），（Ann Arbot，1965）；还可参阅Anatol Rapoport的“Escape from Paradox ”（《逃脱悖谬》），
“American Scienticst”，217，（1967）：50-56。
    15比较H.W.Vollmer和D.L.Mills编辑“Professionalization” （《专业化》）（E nglewood Cliffs，1966）这种信誉，一旦赢得，通常会得到社会机构的保护与维护：办理执照，发放培训合格证，成立专业社团，建立专业规章，等等。
    16关于这个问题参阅Thomas Sowell的“Knowledge and Decisions”（《知识与决定》）（New York，1980），尤其是关于“不正规的关系”的讨论，见pp.23-30。
    17要想透彻地研究这些问题或相似问题，参阅John Sabini和Maury Silver的“Mo ralities of Everyday Life”（《生活道德面面观》）（Oxford，1982），尤其是chap.4。〖ZK〗
    18Solomon Acsh发现，在判断相互影响的若干实验中，“在不应出错的受控条件下，少数一方的三分之一屈从了多数一方的判断。” 见他的 “StudiesofIndependence an d Conformity： I.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Majority”   （  《独立与顺同：  I   .A一人的少数方与众人的多数方》）“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普通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文集），no.70（1956）。
    19同上， p.69。 20见Hohn Sabini和Maury Silver的“Moralitiesofeveryday Life”（《生活道德面面观》）pp.84-85。
    21见Harry Kalven，Jr. 和Hans Zeisel的“The American Jury”（《美国陪审团》）（Chicago，1966）。
    22在David Lewis的“Convention：A Philosophical Study”（《对习俗的哲学分析》）（Cambridge，1969）中可以找到有用的论述。但请对照Angus Ross的“Why Do We B li eve We Are Told？” （《我们为什么相信别人的话？》）“Ratio”28（1986）：69-88。

23H·P·格莱斯，“Meaning”（《意义》），“A Philosophical Review”  （《科学评论》）（1957）：377-388. 比较Jonathan
Nennett的“Linguistic Behavior”（《语言行为》），（Londen，1963），chaps.1和7。
    24见Norman Storer的研究， “The Social system of Science”（《科学的社会系统》）（New York，1966），他提出了科学团体的交流模式，用承认做褒奖，换取科学家的创造性工作。
    25我们在模糊的背景下游移于准确的知识（精确性）和可能正确（安全性）之间，科学倾向于前者，生活知识倾向于后者。CharlesS.Peirce曾对模糊逻辑做过简短的、引人入胜的论述，他对无人重视这一问题大为感慨。这种情况近些年来已有所改观。
    26Jerome R.Raven，“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ts Social Problems”（《科学知识及其社会问题》）（Oxford，1971）p.244。
    27看来有点奇怪，重要在哲学中是个被人忽略的问题。即使能在科学文献中找到有关论述，数量也极少。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本辞典或百科全书将它列成单独词条。只有 Ferrater Mora编撰的“Diccionariode Filosofia of José” （《哲学辞典》（Madrid，19 79-1980）承认这一概念，收入“Impotyancia:veasrelevancia”词条，但与本书的内容完全两样。
    28Nicholas Maxwell，  “From Knowledge to Wisdom： A Revolution intheAim s and Methods of Science”（《从知识到智慧：科学目的与方法的革命》）（Oxford，1984）
    29同上，P.111。
    30莎士比亚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明白；他对价值的一般见解也适用于认识价值和认知识重要：“但是，价值不依赖谁的意愿，它有自己的评判和尊严，它像奖品一样，本身就很宝贵。”（“Troilus and Cressida”《特罗洛斯与克莉西达》，2幕，2场，第53-56行。）
    31Larry Laudan是少数研究科学哲学的人之一，他们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回答重要问题，解决重要问题。充分的科学理论必然涉及重要问题。不幸的是，他却大谈“换言之，有趣的问题……重要的难题。”见Larry Laudan，“Progressand Its Problems”《进步及其难题》（Berkley，1977，p.13.）。这种说法很有问题。同其它
领域一样，科学问题可能很有趣，但不一定重要例如，如何解释恐龙灭绝的问题很有趣，但不重要。  〖ZK〗

32William Whewell，“OrganonRenovatum”（London1858），p.114。
    33我们必须承认Dickinson Miller的原则：在根据前提推导和不根据前提推导之间没有中项，没有只根据一半，或只根据四分之一的说法。 Kickinson  S.Miller，“Profes sor Donald Williams vs.Hume”（《唐纳德·威廉姆斯教授驳休谟》）TheJournal of Ph ilosiphy 44（1947）：673-84（见p.684）。
    34这种观点与F.H.Bradley的观点一致，他对J.S.Miller的归纳法提出了批评，Bradley的依据是，这种推导无力从特殊得出一般，因为只有当特殊中包含一般的特点时，从部分推论整体才是合理的。
    35Carl G.Hempel，“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哲学》）（ Englewood Cliffs， 1966）， p，15。36A.A.Cournot，“Essaisurlesfondements denosconnnaisances”（《论认识活动的基础》），vol.1（Paris，1851）， p.82。 37比较John G.Kemeny的 “The Use  ofSimplicity  inInduction” （《简化在归纳中的应用》）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2”（《哲学评论》）（1953），391-408。〖ZK〗
    38Henri Poincare，  “Science and Hypothesis” （《科学与假设》）（New York， 1914）， pp.145-146。 39Galileo Galilei，“Dialogues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 （《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译者为H.Crew和A.de Salvo（Evanston，1914），p.154。
    40康德（Kant）是第一个清楚地认识到、并重视这一问题的哲学家。但是，这种（有序化）原则并没有为物体规定任何法则……它仅仅是对我们所理解的事物进行有序排列的主观法则。通过对比，它尽可能降低概念的数量；它不能因为统一有利于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有利于理解范围的扩大，就证明我们对事物有统一性的要求是正确的。因此，我们不能把任何客观的（或可以描述的结构性的）有效性归因于这一（方法论的或系统的）格言（使知识有序化! ）。（CPuR. ，A306=B362） 比较：C·S·皮尔斯的论点：自然的有序化是科学态度的调节问题，而非科学事实的结构问题。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vo l.7，sec.7.134。
    41Daniel Gldstick在“Methodological Conservatism”（《方法论的保守主义》）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8（1971）：186-191讨论了有关这一原则的各种问题。

42毫无疑问，这两种因素会发生冲突，一旦有冲突，人们必须做出平衡。（见注45 ）。
    43Hans Reichenbach，“Experience and Prediction”（《经验与预言》），（Chi cago and London，1938），p.376. 请比较：不妨想像一位物理学家……他想画一条曲线，这条曲线穿过（图上的小点，它们代表）被观察的日期。大家都知道，这位物理学家会选择最简单的曲线；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图便利的问题，因为（不同的）曲线与观察到的计量单位是相对应的，但是它们与未来的计量单位不同。因为它们意味着人们在同一种观察数据上会产生不同的预期。因此，选择最简单的曲线是由一个归纳假设决定的：我们相信最简单的曲线意味着最佳的预测……在这种情况下，简化问题在我们做决定时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假定是：简化理论可以做出最好的预测。（同上，pp.375-376）
    44见B.W.Petky的 “The  Foundamental Physical Constants  andtheFrontiers of Measurement”  （  《物理学的基本衡量和量度的外沿》），（Bristol and Boston，1985）。
    45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当认识系统的参数相互冲突时，当统一与连惯不能吻合时，我们应当怎样做。我们只能根据经济的整体要求进行调节。
    46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可参阅作者的 “Methodological Pragmatism”  （《方法论的实用主义》）（Oxford，1977）和“Cognitive Systematization”（《认识系统化》），（Oxf ord，1979）。
    47G.G.Hempel， “A Note on theParadoxesofConfirmation”（《关于确认悖谬的一点意见》），Mind 55（1946）：78-82。还可参阅Rudolf Carnarp的“Logical Foundatio ns of Probability”（《或然律的逻辑基础》），2d ed.（Chicago，1962），pp.223-224。
    48人们对此发表的种种反对意见可参阅Henry E.Kyburg， Jr. 的 “RecentWorkon Inductive Logic” （《近期关于归纳逻辑的讨论》），载于“American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1964）：249-278。”Kyburg这样总结了他的论述：“在近期关于归纳逻辑讨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找到一种方法，以便区分可以感知的谓项如‘蓝色 ‘，‘绿色’和古德曼、巴克等提出的离奇古怪的谓（P.266）。
    49把外表做为处理古德曼的悖谬的想法是Wesley  C.Salmen提出来的。见“OnVin dicating Induction”（《为归纳法辩护》），出自H.E.Kyburg，Jr.和E.Nagel编辑的“Indu ction：Some Current Issues”（《归纳法：一些当前面临的问题》）（Middletown，1963 ），pp.27-41。
    50Israel Scheffler他是古德曼学说的最能干的解释者和辨护者说 “人们对古德曼的新方法提出的最大的反对意见是，这种方法没有对即定成规本身加以解释。”见Scheffler的“Inductive Inference：A New Approach”（《归纳推理：一种新方法》），Science 27，（1958）：177-181。

51Karl R.Popper“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科学发现的逻辑》）（New York，1959），p.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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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楼

52不妨把理论当作（解释和论断的）思维工具，就像人们使用万能工具和专用工具一样。有关这一问题参阅“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in Tools”（《工具的报酬递减律》）， George Kingsley Zipf，“Human Behavior and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 t”（《人类行为和最小付出原则》）（Boston，1949），
pp.66ff.和p.128ff。
    53J.M.Keynes在他的 “Treatise in Probability”  （《论或然律》）（London，192 1）中写道：“很难说证据加大到什么程度论点才有足够强的分量。”因为“显然会有一个临界点，超过它之后……就没有必要花费功夫获取更多的信息，没有什么证据原则能确定人们应把证据的分量增加到多大。只要稍稍想一想，读者就会相信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p p.83-84）最近还有一位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何时停止收集信息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资料学家和哲学家考虑过。 ”（Henry E.Kyburg， “Probability and Inducti v e Logic”）（《或然律与归纳逻辑》）（London， 1920） p.169。一些相关的论述可参阅Michael E.Brady“J.M.Keynes'Theory of Evidential Weight”（《J.M. 凯恩斯的论据份量理论》），Synthese 71（1987）：37-59。
    54Hippolytus，“Refutations”（《反驳》），I，6；引自G.S.Kirk和J.E.Raven 的“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Cambridge， 1957）， pp.106-107。比较柏拉图的“Phaedo”（《菲德》），118E。
    55关于自然科学中对称原理的作用，参阅Hermann Weyl的“Symmetry” （《对称论》）  （Princeton， 1952）； Eugene Wigner的 “SymmetriesandReflections” （《对称与反射》）；Anthony Zee的“Fearful Symmetry”（《可怕的对称》）（New York，1986）。
    56本章取材于作者的“Peirc〖BF〗 e's〖BFQ〗 Philosophy of Science”（《皮尔斯的科学哲学》），（Notre Dame and London，1978）。
    57Eddington的捕鱼的例子在这里很有用途。他把经验主义者看成渔夫，用拖网在自然中寻找与观察。（Eddington说）假定渔夫使用网眼为两寸的拖网在海中捕捞，比网眼小的鱼就会溜掉。于是，根据被捕获物进行分析的人就会对海洋生物产生不完整的、扭曲的看法。只有改进在自然中的捕捞手段，才能减小不完整的程度。见A.S.Eddington的“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物理世界的本质》）（NewYork，1928）。
    58见D.A.Bromley编辑的 “Physics in Perspective，Student Edition”（《物理学的前景，学生版》）（Washington D.C. ， 1973）还可参阅GeraldHolton的  “Mode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Growt  hand  ExcellenceofScientific Reseach” （《理解科学研究的生长与完善的模式》），该文收在Stephen R.Graubard和Gerald Holton编辑的 “Excell ence andLeadershipinaDemocracy”（New York，1962），p.115。
    59注意，我们必需假定与空间探索相关的物理参数是有限的，这一假定非常重要。如果它们的数量是无限的，人们用不着花费多少代价就可以开拓探索疆域。
    60.A.G.Drachman，  “The Mechanical Technology of  Greek  andRomanAntiquity”（《古希腊古罗马的机械技术》）（Copenhagen and Madison，1963），p.206。
    61.本章取材于作者的“Scientific Progress”（《科学的进步》）（Oxford，1978）和 “The Limits of Science” （《科学的极限》）（Berkeley，LosAngeles，London；198 4）。
    ·附录：英汉词汇对照表·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经济报偿经济回报
    economic dimension 经济属性
    economic rationality 经济推理
    eco nomics of cognition 认识经济学
    economy 经济
    etiology 原因论
    communication 交流交往
    community of inquirers 探索者团体
    cognate principle 同源原则
    cognitive economy 认识经济（论）
    cognitive risk 认识风险
    cognitive importance 认识重要
    cost effectiveness 成本效应
    cost-benefit effectiveness 成本-收益效应
    conformity 同一统一
    conveniece 便利
    credibility 信誉声誉
    egalitarian principle 平均原则
    entity 本质
    generality 通用
    generality preference 通用优先
    im portance 重要重要性
    induction  归纳归纳法
    informativeness 知识信息
    inquirer 探索者
    methodology 方法论
    modus operandi 方法
    nominalistic 唯名论（的）
    ontological 本体论的
    paradox 悖谬
    parametre space 参数空间
    phenomenological 现象学的现象的
    postulate  先决条件
    rationale 基本原理
    rationality 推理推导理性
    resources 资源
    retrojustify 回溯性证明
    retrovalidate 回溯式证明
    revalidate 再证明
    riskaversion 风险厌恶
    scepticism 怀疑论
    simplicity 简化简单
    simplicity preference 简化优先
    substansive 真实的实质的
    teleology 目的论
    trust 信任相信
    truth 真实本真面目真理实质
    wisdom of hindsight 先迷后悟的智慧

行云随风

第 27 楼

经济学方面，我感觉不同于其他文科的就是，它是不断发展的，经典可以是从前的，也可以是下一个。

关于博弈，隐约记得上一届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九十岁了吧，美国犹太，就是凭借给博弈下了一个精准的定义，获奖了。那个精准的定义很短，，，，可我到底还是忘记了。

bsmon.blogbus.com

第 28 楼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N NATIONS
　
作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LL.D)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序论及全书设计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这类产物或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对消费者人数，或是有着大的比例，或是有着小的比例，所以一国国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视这一比例的大小而定。
    但无论就哪一国国民说，这一比例都要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成什么比例。不论一国土壤、气候和面积是怎样，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
    此外，上述供给的好坏，取决于前一情况的，似乎较多。在未开化的渔猎民族间，一切能够劳作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尽可能以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他自己和家内族内因老幼病弱而不能渔猎的人。不过，他们是那么贫乏，以致往往仅因为贫乏的缘故，迫不得已，或至少觉得迫不得已，要杀害老幼以及长期患病的亲人；或遗弃这些人，听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反之，在文明繁荣的民族间，虽有许多人全然不从事劳动，而且他们所消费的劳动生产物，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过十倍乃至百倍。但由于社会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之多，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给，就连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勤勉节俭，也比野蛮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劳动生产力的这种改良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劳动的生产物，按照什么顺序自然而然地分配给社会上各阶级？这就是本书第一篇的主题。
    在劳动运用上已有相当程度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不同国民，对于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曾采取极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并不同等地有利于一国生产物的增加。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却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对于各种产业，不偏不倚地使其平均发展的国家，怕还没有。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比较不利于农村的产业，即农业，而比较有利于城市的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本书第三篇将说明，什么情况使人们采用和规定这种政策。这些计划的实行，最初也许是起因于特殊阶级的利益与偏见，对于这些计划将如何影响社会全体的福利，他们不曾具有远见，亦不曾加以考虑。可是，这些计划却引起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有的人认为城市产业重要；有的人又力说农村产业重要。这些不相同的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君王和国家的政策亦为它们所左右。我将尽我所能，在本书第四篇详细明确地解释这些不同学说，并说明它们在各时代和各国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要之，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要努力说明以下各点：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其中，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由全社会负担的赋税，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社会某特殊阶级或成员负担的特殊赋税。第二，来自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经费是怎样募集的，而各种募集方法大抵有什么利弊。第三，什么使几乎所有近代各国政府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举债，而这种债务，对于真实财富，换言之，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有什么影响。

                      国富论(第一篇)
                      第一章　论分工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为使读者易于理解社会一般业务分工所产生的结果，我现在来讨论个别制造业分工状况。一般人认为，分工最完全的制造业，乃是一些极不重要的制造业。不重要制造业的分工，实际上并不比重要制造业的分工更为周密。但是，目的在于供给少数人小量需要的不重要制造业，所雇用的劳动者人数，必然不多，而从事各部门工作的工人，往往可集合在同一工厂内，使观察者能一览无遗。反之，那些大制造业，要供给大多数人的大量需要，所以，各工作部门都雇有许许多多劳动者，要把这许许多多劳动者集合在一个厂内，势不可能。我们要同时看见一个部门以上的工人，也不可能。象这种大制造业的工作，尽管实际上比小制造业分成多得多的部分，但因为这种划分不能象小制造业的划分那么明显，所以很少人注意到。
    扣针制造业是极微小的了，但它的分工往往唤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把它引来作为例子。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末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象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从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就其他各种工艺及制造业说，虽有许多不能作这样细密的分工，共操作也不能变得这样简单，但分工的效果总是一样的。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各种行业之所以各各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程度如果是极高的，则其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也都达到极高的程度。未开化社会中一人独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农民一般只是农民，制造者只是制造者。而且，生产一种完全制造品所必要的劳动，也往往分由许多劳动者担任。试以麻织业和毛织业为例，从亚麻及羊毛的生产到麻布的漂白和烫平或呢绒的染色和最后一道加工，各部门所使用的不同技艺是那么多啊！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象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象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木匠的职业与铁匠的职业，通常是截然分开的，但畜牧者的业务与种稻者的业务，不能象前者那样完全分开。纺工和织工，几乎都是各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常由一人兼任。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现在最富裕的国家，固然在农业和制造业上都优于邻国，但制造业方面的优越程度，必定大于农业方面的优越程度。富国的土地，一般都耕耘得较好，投在土地上的劳动与费用也比较多，生产出来的产品按照土地面积与肥沃的比例来说也较多；但是，这样较大的生产量，很少在比例上大大超过所花的较大劳动量和费用。在农业方面，富国劳动生产力未必都比贫国劳动生产力大得多，至少不象制造业方面一般情况那样大得多。所以，如果品质同样优良，富国小麦在市场上的售价，未必都比贫国低廉。就富裕和进步的程度说，法国远胜于波兰，但波兰小麦的价格，与品质同样优良的法国小麦同样低廉。与英格兰比较，论富裕，论进步，法国可能要逊一筹，但法国产麦省出产的小麦，其品质之忧良完全和英格兰小麦相同，而且在大多数年头，两者的价格也大致相同。可是，英格兰的麦田耕种得比法国好，而法国的麦田，据说耕种得比波兰好得多。贫国的耕作，尽管不及富国，但贫国生产的小麦，在品质优良及售价低廉方面，却能在相当程度上与富国竞争。但是，贫国在制造业上不能和富国竞争；至少在富国土壤气候位置适宜于这类制造业的场合，贫国不能和富国竞争。法国绸所以比英国绸又好又便宜，就是因为织绸业，至少在今日原丝进口税很高的条件下，更适合于法国气候，而不十分适合于英国气候。但英国的铁器和粗毛织物，却远胜于法国，而且品质同样优良的英国货品，在价格上比法国低廉得多。据说，波兰除了少数立国所需的粗糙家庭制造业外，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
    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实施的结果，各劳动者的业务，既然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当然能够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惯于使用铁锤而不曾练习制铁钉的普通铁匠，一旦因特殊事故，必须制钉时，我敢说，他一天至多只能做出二三百枚针来，而且质量还拙劣不堪。即使惯于制钉，但若不以制钉为主业或专业，就是竭力工作，也不会一天制造出八百枚或一千枚以上。我看见过几个专以制钉为业的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在尽力工作时，每人每日能制造二千三百多枚。可是，制钉决不是最简单的操作。同一劳动者，要鼓炉、调整火力，要烧铁挥锤打制，在打制钉头时还得调换工具。比较起来，制扣针和制金属纽扣所需的各项操作要简单得多，而以此为终生业务的人，其熟练程度通常也高得多。所以，在此等制造业中，有几种操作的迅速程度简直使人难于想象，如果你不曾亲眼见过，你决不会相信人的手能有这样大的本领。

行云随风

第 29 楼

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常要损失一些时间，因节省这种时间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骤看到时所想象的大得多。不可能很快地从一种工作转到使用完全不相同工具而且在不同地方进行的另一种工作。耕作小农地的乡村织工，由织机转到耕地，又由耕地转到织机，一定要虚费许多时间。诚然，这两种技艺，如果能在同一厂坊内进行，那末时间上的损失，无疑要少得多，但即使如此，损失还是很大。人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时，通常要闲逛一会儿。在开始新工作之初，势难立即精神贯注地积极工作，总不免心不在焉。而且在相当时间内，与其说他是在工作，倒不如说他是在开玩笑。闲荡、偷懒、随便这种种习惯，对于每半小时要换一次工作和工具，而且一生中几乎每天必须从事二十项不同工作的农村劳动者，可说是自然会养成的，甚而可说必然会养成的。这种种习惯，使农村劳动者常流于迟缓懒惰，即在非常吃紧的时候，也不会精神勃勃地干。所以，纵使没有技巧方面的缺陷，仅仅这些习惯也一定会大大减少他所能完成的工
作量。

    第三，利用适当的机械能在什么程度上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这必定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举例。我在这里所要说的只是：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那些机械的发明，看来也是起因于分工。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种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更简易更便利的方法。分工的结果，各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倾注在一种简单事物上。所以只要工作性质上还有改良的余地，各个劳动部门所雇的劳动者中，不久自会有人发现一些比较容易而便利的方法，来完成他们各自的工作。唯其如此，用在今日分工最细密的各种制造业上的机械，有很大部分，原是普通工人的发明。他们从事于最单纯的操作，当然会发明比较便易的操作方法。不论是谁，只要他常去观察制造厂，他一定会看到极象样的机械，这些机械是普通工人为了要使他们担当的那部分工作容易迅速地完成而发明出来的。最初的蒸汽机，原需雇用一个儿童，按活塞的升降，不断开闭汽锅与汽筒间的通路。有一次担任这工作的某儿童，因为爱和朋友游玩，他用一条绳把开闭通路的舌门的把手，系在机械的另一部分，舌门就可不需人力自行开闭。原为贪玩想出来的方法，就这样成为蒸汽机大改良之一。
    可是，一切机械的改良，决不是至由机械使用者发明。有许多改良，是出自专门机械制造师的智巧；还有一些改良，是出自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智能。哲学家或思想家的任务，不在于制造任何实物，而在于观察一切事物，所只他们常常能够结合利用各种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极不类似的物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哲学或推想也象其他各种职业那样，成为某一特定阶级人民的主要业务和专门工作。一此外，这种业务或工作，也象其他职业那样，分成了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又各成为一种哲学家的行业。哲学上这种分工，象产业上的分工那样，增进了技巧，并节省了时间。各人擅长各人的特殊工们不但增加全体的成就，而且大大增进科学的内容。
    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数的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处境相同，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着生产的大量产物，换言之，都能换得其他劳动者大量产物的价格。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与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与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
    考察一下文明而繁荣的国家的最普通技工或日工的日用物品罢；你就会看到，用他的劳动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小部分）来生产这种日用品的人的数目，是难以数计的。例如，日工所穿的粗劣呢级上衣，就是许多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物。为完成这种朴素的产物，势须有牧羊者、拣羊毛者、梳羊毛者、染工、粗梳工、纺工、织工、漂白工、裁缝工，以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工作。加之，这些劳动者居住的地方，往往相隔很远，把材料由甲地运至乙地，该需要多少商人和运输者啊！染工所用药料，常须购自世界上各个遥远的地方，要把各种药料由各个不同地方收集起来，该需要多少商业和航运业，该需要雇用多少船工、水手、帆布制造者和绳索制造者啊！为生产这些最普通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又需要多少种类的劳动啊！复杂机械如水手工作的船、漂白工用的水车或织工用的织机，姑置不论，单就简单器械如牧羊者剪毛时所用的剪刀来说，其制造就须经过许多种类的劳动。为了生产这极简单的剪刀，矿工、熔铁炉建造者、木材采伐者、
熔铁厂烧炭工人、制砖者、泥水匠、在熔铁炉旁服务的工人、机械安装工人、铁匠等等，必须把他们各种各样的技艺联结起来。同样，要是我们考察一个劳动者的服装和家庭用具，如贴身穿的粗麻衬衣，脚上穿的鞋子，就寝用的床铺和床铺上各种装置，调制食物的炉子，由地下采掘出来而且也许需要经过水陆运输才能送到他手边供他烧饭的煤炭，厨房中一切其他用具，食桌上一切用具，刀子和叉子，盛放食物和分取食物的陶制和锡蜡制器皿，制造面包和麦酒供他食喝的各种工人，那种透得热气和光线并能遮蔽风雨的玻璃窗，和使世界北部成为极舒适的居住地的大发明所必须借助的一切知识和技术，只及工人制造这些便利品所用的各种器具等等。总之，我们如果考察这一切东西，并考虑到投在这每样东西上的各种劳动，我们就会觉得，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的。

行云随风

第 30 楼

第二章　论分工的原由

    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述种倾向，是不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本然的性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是理性和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不属于我们现在研究的范围。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其他各种动物，似乎都不知道这种或其他任何一种协约。两只猎犬同逐一兔，有时也象是一种协同动作。它们把兔逐向对手的方向，或在对手把兔逐到它那边时，加以拦截。不过。这种协同动作，只是在某一特定时刻，它们的欲望对于同一对象的偶然的一致，而并不是契约的结果。我们从未见过甲乙两犬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从未见过一种动物，以姿势或自然呼声，向其他动物示意说：这为我有，那为你有，我愿意以此易彼。一个动物，如果想由一个人或其他动物取得某物，除博得授与者的欢心外，不能有别种说服手段。小犬要得食，就向母犬百般献媚；家狗要得食，就作出种种娇态，来唤起食桌上主人的注意。我们人类，对于同胞，有时也采取这种手段。如果他没有别的适当方法，叫同胞满足他的意愿，他会以种种卑劣阿谀的行为，博取对方的厚意。不过这种办法，只能偶一为之，想应用到一切场合，却为时间所不许。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过活。而且，就连乞丐，也不能一味依赖别人。诚然，乞丐生活资料的供给，至部出自善人的慈悲。虽然这种道义归根到底给乞丐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没有，也不可能，随时随刻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的大部分临时需要和其他人一样，也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而得到供给的。他把一个人给他的金钱，拿去购买食物，把另一个人给他的旧衣，拿去交换更合身的旧衣，或交换一些食料和寄宿的地方；或者，先把旧衣换成货币，再用货币购买自己需要的食品、衣服和住所。
    由于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取得的，所以当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人类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例如，在狩猎或游牧民族中，有个善于制造弓矢的人，他往往以自己制成的弓矢，与他人交换家畜或兽肉，结果他发觉，与其亲自到野外捕猎，倒不如与猎人交换，因为交换所得却比较多。为他自身的利盎打算，他只好以制造弓矢为主要业务，于是他便成为一种武器制造者。另有一个人，因长于建造小茅房或移动房屋的框架和屋顶，往往被人请去造屋，得家畜兽肉为酬，于是他终于发觉，完全献身于这一工作对自己有利，因而就成为一个房屋建筑者。同样，第三个人成为铁匠或铜匠，第四个人成为硝皮者或制革者，皮革是未开他人类的主要衣料。这样一来，人人都一定能够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得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这就鼓励大家各自委身于一种特定业务，使他们在各自的业务上，磨炼和发挥各自的天赋资质或才能。
    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象我们所成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例如，两个性格极不相同的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街上的挑夫。他们间的差异，看来是起因于习惯、风俗与教育，而不是起因于天性。他们生下来，在七八岁以前，彼此的天性极相类似，他们的双亲和朋友，恐怕也不能在他们两者间看出任何显著的差别。大约在这个年龄，或者此后不久，他们就从事于极不相同的职业，于是他们才能的差异，渐渐可以看得出来，往后逐渐增大，结果，哲学家为虚荣心所驱使，简直不肯承认他们之间有一点类似的地方。然而，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各个人都须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上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而一切人的任务和工作全无分别，那末工作差异所产生的才能的巨大差异，就不可能存在了。
    使各种职业家的才能形成极显著的差异的，是交换的倾向；使这种差异成为有用的也是这个倾向。许多同种但不同属的动物，得自天性的天资上的差异，比人类在未受教育和未受习俗熏陶以前得自自然的资质上的差别大得多。就天赋资质说，哲学家与街上挑夫的差异，此猛犬与猎狗的差异，比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比长耳狗与牧畜家犬的差异，少得多。但是，这些同种但不同属的动物，并没有相互利用的机会。猛犬的强力，决不能辅以猎狗的敏速，辅以长耳狗的智巧，或辅以牧畜家犬的柔顺。它们因为没有交换交易的能力和倾向，所以，不能把这种种不同的资质才能，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因而，对于同种的幸福和便利，不能有所增进。各动物现在和从前都须各自分立，各自保卫。自然给了它们各种各样的才能，而它们却不能以此得到何种利益。人类的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他们彼此间，那怕是极不类似的才能也能交相为用。他们依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好象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
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

行云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