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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风:几乎无事的悲剧——谈谈《儒林外史》
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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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风:几乎无事的悲剧——谈谈《儒林外史》


几乎无事的悲剧——谈谈《儒林外史》


  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几乎同时产生了两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生平比较清楚,他生于1701年,卒于1754年。还留下了一部文集《文木山房集》。曹雪芹则不同,有关他的资料很少,可以说,离曹雪芹越近,我们知道得越少。曹雪芹的生年有争论,有说他生于1715年,有说他生于1724年。至于他的卒年,争论小一点,有1763、1764两说。大家可能会想,卒年差一年没有什么关系。一般地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红楼梦》还是《红楼梦》。但是,如果我们要开一个曹雪芹逝世多少周年的纪念大会,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你是照1763年算,还是照1764年算。乾隆时期是盛世,属于所谓的“康乾盛世”。就是康熙、乾隆盛世。大家知道,在康熙和乾隆之间还有一个雍正。雍正是康熙的儿子,是乾隆的父亲。为什么不说“康雍乾盛世”?按照我的理解,一是因为雍正在位的时间比较短,只有13年。而康熙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乾隆在位59年,仅次于他的祖父康熙。乾隆在世的时候就把位子让给了他的儿子嘉庆。二是因为雍正在位的时候,争夺储位的斗争非常激烈,骨肉相残,残酷的政治斗争在雍正的兄弟之间展开,损害了雍正的道德形象。所谓“盛世”,我的理解,就是没有战争,比较太平,老百姓的生活还可以,经济是往上发展的。观其大略,算是一个盛世。盛世不等于没有阴暗面。你看李白生活在开元盛世,他还要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你看他的牢骚有多大,大路宽阔,犹如青天,偏偏没有我的路,没有我的发展。康熙时期也不象现在的电视连续剧里写的那么光明,你读一读方苞的《狱中杂记》,就知道当时的刑部大狱里,多么的黑暗。是那种常人想象不到的黑暗。乾隆时期,清朝的国力达到了颠峰的状态。现在人们耳朵里听的是乾隆下江南,莺歌燕舞,怡情山水;听的是乾隆修四库全书,好象他是多么的重视文化。我们看时下的电视剧,以为乾隆是一个多么通情达理的皇帝。其实,乾隆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猖獗的时期。捕风捉影,滥杀无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种血腥恐怖的气氛,是今人难以想象的。这都是盛世发生的事情。所谓“康乾盛世”,不过如此。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盛世。正是在这个封建社会回光反照的历史瞬间,吴敬梓和曹雪芹以他们的文学巨著,反映了一种“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表现出两位文化巨人对时代本质和趋势的可贵敏感。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吴敬梓和曹雪芹比较一下,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比较一下。要把握一个作家、一个作品的特点,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比较。一比较,特点就出来了。当然,作比较的两个事物必须有可比性。而《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就非常具有可比性。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这两部巨著和两位作家的特点。吴敬梓和曹雪芹都是出身世家子弟,从一个大富大贵的人家出来,最后坠入社会的底层,在穷困潦倒中去世。吴敬梓更是终身都保持着名门望族的自豪、自尊和自信。这份自豪、自尊、自信,自然包含着一种血统论的因素。门第的自豪,就是血统的自豪。说得俗一点,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但是,我们历史地看,它也是吴敬梓对抗逆境的一种精神力量。吴敬梓鄙视暴发户、鄙视盐商、蔑视权贵的感情中显然包含着他出身名门的自豪。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能看出类似的感情和思想。因为他们有这么一种出身,有这么一种感情,所以,当他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一方面是一种自豪和光荣;另一方面,不能不有一种忏悔的愧疚的心情。觉得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父母,自己出身那么一个显赫的门第,到老了,却一事无成。名门望族在自己的手里败落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巨著已经足以使他们不朽。吴敬梓的后半生,被一种愤世嫉俗的激情和对不起祖宗的愧疚折磨着、煎熬着。这些感情在他的《儒林外史》里和他的文集里有很多的流露。《红楼梦》的第一回,也流露了那种忏悔之情,这不是曹雪芹在放烟幕弹,而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感情。伟人也是人,他也有一般人的感情。更何况古人。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吴敬梓和曹雪芹毕竟后来贫困了,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逐渐地向平民靠拢。他们看到,仗义偏多屠狗辈,反倒是那些没有文化、身分卑贱的平民,能够做出高尚的行为。作为全书知识分子榜样的王冕便带有平民知识分子的特点。世家出身的吴敬梓,将一个名士的原型,改造成一个可敬可亲、可以理解的平民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并且选择他作为全书衡量、褒贬人物的尺度,这件事的本身就说明了长期的贫困生活在吴敬梓思想深处所引起的变化。周进在贡院里哭得死去活来,几个生意人慷慨解囊,为周进捐监进场。牛布衣四处飘泊、贫病交加,死在甘露庵。老和尚尽心尽意,为牛布衣料理后事。鲍文卿身为戏子,却知道爱惜人才,为素不相识的向知县说情。向知县封了五百两银子谢他,他分文不受。面对书办送上门来的五百两贿赂,鲍文卿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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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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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中向鼎称赞鲍文卿的那些话所传达的,正是作者吴敬梓自己的声音:“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颇多君子之行。”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从道德水准来看,不如我这鲍朋友,这其实就是吴敬梓自己的认识。
  吴敬梓和曹雪芹,同样是从世家子弟坠落到平民,其过程却并不完全相同。吴敬梓的财产是在他自己的手里一点一点地挥霍掉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后面再讲。而曹雪芹则不同,曹家是在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浪中突然败落的,是当事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的一场灭顶之灾。曹家和雍正的一些政敌兼兄弟,关系非常亲密,曹家因而受到牵连,成为雍正打击的对象。这种政治的打击非常突然,非常残酷,就象一个晚上的事情。昨天还是鲜花似锦,今天就是一败涂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真所谓“家亡人散各奔腾。”那种迅速和残酷,非当事人难以体会。我们读读《红楼梦》第五回里的那些曲子,可以体会一下其中的凄凉。可怜一部《红楼梦》,“不是情人不泪流!”所以,在《红楼梦》里,荡漾着一种梦幻似的氛围。昨天和今天,那种沧桑巨变,回想起来,就象一场大梦,一场噩梦。在《儒林外史》里,没有《红楼梦》里那种梦幻的虚无的色彩。吴敬梓面对着盛世的社会危机,他很失望,但还没有绝望,没有走向虚无。全椒吴家是著名的科举世家,吴敬梓的高祖吴沛有五个儿子,其中有四个培养成了进士,两个是明朝的进士,两个是清朝的进士。后来吴家又出了两个进士。其中还有一个榜眼。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对全椒吴家科举的鼎盛称羡不已。话说回来,吴家的这六个进士加起来,其中一个榜眼,一个探花,也没有一个吴敬梓的贡献大。吴敬梓最引为自豪的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的探花,可吴国对有多少政绩,在历史上有多少贡献?实在是政绩平平。他才能平庸,思想也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据说他的书法极好,八股文章很出色,方嶟为吴敬梓《文木山房集》所作的序中说,吴国对“其所为制义,衣被海内”,我们现在也只能说他非常善于考试,如此而已。幸亏吴国对一支后来衰落了,吴敬梓的嗣父不会钻营,是个“守规矩与绳墨,实方圆而枘凿”的穷教官,吴敬梓在父亲去世以后又遇到了那么一场家难,族人来争夺他的家产,使吴敬梓受到很大的刺激,并从此变得放荡不羁,受到那么多的冷眼和轻蔑,幸亏他在科场上并不顺利,考官没有看上他的八股文章,这才给我们保留下来这样一位天才的讽刺作家,使我们今天还能读到这样犀利的讽刺巨著。其中家难的影响尤其值得我们重视:正是这场家难激发了吴敬梓的叛逆反抗意识,正是族人的鄙视,甚至“乡里传为子弟戒”,才将吴敬梓驱往繁荣开放、人文荟萃、处处得风气之先的南京城,使他结识了一大批学者文人,呼吸到了时代思潮的新鲜空气,开拓了眼界,并进一步从个人的坎坷和不幸中解脱出来,看到了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看到了全社会的腐败和没落。命运就像一个老人在人生的歧路上等待着我们的天才,他坚决地阻止天才离开属于自己的领域:“抛弃你那些庸俗的功名欲望吧,认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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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域上看,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儒林外史》、《红楼梦》都和江苏很有缘分。江浙地区堪称为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的摇篮。在清、近代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中,江浙人占有极为可观的比重。在清代经学的流派中,吴派的惠栋、江永、王鸣盛、钱大昕都是苏南人。戴震是安徽人,而吴派学术给他的启迪不可忽视。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中,如著名经学家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阮元等,均为江苏人。清、近代的史学大师万斯同、全祖望、赵翼、章学诚、王国维都是江浙人。清、近代的文学家中,江浙人所占比重之大,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里学术空气之浓厚、思想之活跃、学术信息之灵通,可想而知。就明清小说而言,一半以上的作品与江浙有关。而吴敬梓和曹雪芹也和江苏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八世纪的这两位文化巨人,他们都喝过秦淮河的水。曹雪芹不是江苏人,曹雪芹的家族,早先是汉人,在与后金的战争中被俘,成为后金的包衣,即奴隶。后来立了军功,地位逐渐上升。因为和康熙的特殊关系,被优待而安排到江南当了织造。在江南,曹家又逐渐地成为联络满汉感情的桥梁。从文化上来看,曹雪芹的家族由汉至满,由满而汉,先满化,又汉化,亦满亦汉,很特殊。曹家四代人在南京、扬州、苏州生活了60年之久。曹雪芹的朋友敦诚说曹雪芹“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秦淮”与“燕市”并列,北京和南京对提,其中“秦淮旧梦”所指,显然是曹家在江南的那段生活。曹家“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也是指的南京。而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对家乡没有好感,家乡有势力、有地位的人将吴敬梓看作败家子的典型。在《儒林外史》中写到一个五河县,风气恶俗,是那么的势利和虚伪,那里的“礼义廉耻都灭绝了”,令人深恶痛绝,它就是吴敬梓家乡全椒的影子。而吴敬梓对南京非常喜欢,书中写到南京,它是那么繁华、开放,是一个不夜城,一个人文会萃之地。吴敬梓自号“秦淮寓客”。他对扬州也非常喜欢,遗言要家人把他葬在扬州。“生耽白下残烟景,死恋扬州好墓田。”这就是吴敬梓给他的朋友留下的印象。他不说要葬到家乡。他是家乡的弃儿。现在安徽的全椒有一个《吴敬梓纪念馆》,全椒离南京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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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梓之喜欢南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南京有许多六朝的古迹,使他想到那些魏晋名士,想到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使他心驰神往。吴敬梓和曹雪芹都被他们的朋友比作正始的名士阮籍。吴敬梓更是时时以魏晋名士而自居。魏晋的名士风流历来为后世的文人所仰慕,尤其是阮藉和嵇康。阮藉、嵇康的一生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和悲剧命运:参与政治吧,难免同流合污,无法保持思想的独立性;远离政治吧,难免终老林下,一事无成。说到底,封建社会需要人才,但首先必须甘心作奴才。封建社会里最不需要的是时时刻刻想保持思想独立性的人物。而阮藉和嵇康就是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试图保持自己思想独立性的人物。礼教不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而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生当这样的时代而想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那就不能不是一个悲剧。阮藉、嵇康之为后代文人所同情,所理解,正在于自魏晋以后,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并没有因朝代的更替而改变。后世文人之仰慕阮藉、嵇康,吴敬梓和曹雪芹之仰慕阮藉、嵇康,他们之自比阮藉、嵇康,其原因正在这里。归根到底,魏晋名士有一种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精神,他们珍惜思想的独立性,有一种反抗潮流、蔑视世俗、挑战多数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吴敬梓和曹雪芹非常佩服、非常欣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吴敬梓和曹雪芹没有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没有一种独立的思想,没有一身傲骨,怎么能够写出那样伟大的作品。非常之作,必须非常之人;非常之人,需要一种非常之精神。这样一种六朝情结,一种对魏晋风度的仰慕,也成为吴敬梓精神的一根支柱。江南地区是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重灾区,也是三朝笼络知识分子的重点地区。面对着歌舞升平的盛世,吴敬梓感受到的是势利和虚伪,而曹雪芹感受到的是真、善、美的死亡。吴敬梓考虑的中心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出路,而曹雪芹考虑的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儒林外史》诞生以前,小说中也不时地写到知识分子的生活,但是,对于知识分子的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生活道路、历史命运,从来没有《儒林外史》写得这么真实、这么深刻。吴敬梓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展开广阔的画面,写到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写出了形形色色的众生相。《儒林外史》被认为是世态人情的教科书,而《红楼梦》被称作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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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具体的写法来看,《儒林外史》涉及广泛的社会阶层,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涉及到三教九流;而《红楼梦》则不同,《红楼梦》很少写到贾府的外面去,主要写一个大观园。大观园其实是很特殊的地方。大观园是一个女儿国,只有一个贾宝玉是唯一的合法的男性公民。这些女孩不是一般的女孩,都是眼睛会说话,眉毛会唱歌的女孩。从两个作家的创作才能来说,吴敬梓的强项是讽刺,世态的讽刺。曹雪芹是爱情的描写。作家和作家不同,有的擅长写这个,有的擅长写那个。譬如《儒林外史》里就没有什么爱情的故事。很多婚姻都是包办婚姻,也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话,就是因为被功名富贵给闹的。象鲁小姐和蘧公子,本来是才子佳人的天作之合。可是,蘧公子好虚名而不好八股,鲁小姐却是八股的行家里手。看到丈夫不懂八股,这位八股才女便常自垂泪,有“误我终身”之叹。在世界文学中,司汤达、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茨威格,都是描写爱情的高手,巴尔扎克写的爱情就不行,没法看,一点味道都没有。曹雪芹特别善于用爱情去考验他笔下的人物,而吴敬梓则是处处用功名富贵去考验人物的灵魂。吴敬梓对于虚伪和势利的现象特别敏感,时时地抓住,加以揭露和抨击。
  从风格上看,《红楼梦》象一首诗,长歌当哭,象一首哀感顽艳的长诗;而《儒林外史》则象散文,是史学那种外冷内热的风格。
  从小说的结构上来看,吴敬梓选择连环短篇式的结构来展开一幅幅的风俗画,他没有在结构上花太多的精力。或许他认为这种结构最便于表现他的主题,最便于发挥他描写世态的特长。曹雪芹则不然,他则象一个围棋高手,每下一子,都考虑着全局,又照顾着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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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谈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这就不能不提到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鲁迅对《儒林外史》特别的欣赏,特别的佩服。鲁迅是什么人,他所佩服的作品又当是怎样,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古典小说之中,没有一部小说,得到鲁迅那么多的赞扬和肯定,得到那么高的评价。鲁迅说,《儒林外史》诞生以后,“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他又说,“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由此可见,在鲁迅的心目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讽刺巨著。有些人看不起《儒林外史》,鲁迅因此而发出这样的感慨:“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讽刺了那些轻视《儒林外史》的人,蔑视了他们的“蔑视”。《儒林外史》之所以使鲁迅如此的折服,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而《儒林外史》的伟大,首先就在于它那种深刻的、无情的真实。从来没有看到小说的作者,具有吴敬梓这样撕开假面、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巨大勇气,从来没有看到小说的世态描写象《儒林外史》这样接近真实的生活。清人就这样地来评价《儒林外史》,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人们正是天天生活在那么一种《儒林外史》所描绘的丑恶的、而又谁也不觉其丑恶的“日用酬酢之间”。从小说的描写,由《儒林外史》的世态讽刺,而意识到周围的身边的社会讽刺性的存在,这正是对《儒林外史》艺术真实性的最高的赞扬。对一部文学作品最高的赞扬不是得了这个奖,那个奖,而是广大读者的这种感受。广大读者的认可是最高的奖赏。真实而又深刻,就是这一点,使以往及以后的讽刺小说望尘莫及。鲁迅特别欣赏《儒林外史》那种含蓄的风格。吴敬梓不是自己站出来说话,而是冷静地客观地描写,让人物的行为自己说话。尖刻的讽刺寄托在不动声色的、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描写之中。当然,这种风格和手法对读者的欣赏水平提出了很好的要求。艺术很高明,但是,你得能看懂才行啊。“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最看不起那种浅露的讽刺,所以,他责备《官场现形记》那样的作品,说它们“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文木老人”是吴敬梓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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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梓勾勒人物、描摹世态的高明艺术,使鲁迅赞叹不已。鲁迅说吴敬梓笔下的人物,“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如在目前”,“烛幽索隐,物无遁形”。譬如书中写严监生临终时,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直到赵氏上去,把两根灯芯挑掉一根,他才两手垂下,顿时便断了气。写守财奴临终时光景,令人掩卷难忘。其实,这一镜头除了为守财奴画像以外,还可以触发无数的人生感慨。人活着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此感慨之一。对财富的聚敛之心,支撑了严监生的一生,也支撑着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几十年来,他一点一滴,象蚂蚁一样地积攒,才有了“十多万银子”的家私。“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他病得“饮食不进,骨瘦如柴”,还“舍不得银子吃人参”。灯草挑掉一茎以后,严监生才无憾地离开了人间。一茎灯草固然费不了多少油,但是,重要的是这种节俭持家的精神不能丢,这种精神是无价的。人生难得一知己,此感慨之二。两位侄子提的问题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可是,严监生这时候已经失去了语言表达的能力。从严监生的表情看来,他对众人之不能理解两个指头的神秘含义感到非常愤慨。此时此刻,只有赵氏和他心心相印,只有她知道“别人都说的不相干”,问题是出在灯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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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严贡生将云片糕说成高级补药,赖了船资,训斥船老大,撒手扬长而去,严贡生的刁钻无耻,令人切齿。可惜当时没有化验的技术,是云片糕还是高级药,反正已经吃在肚里,很难说得清楚。可怜掌舵的“吃的甜甜的”,竟没注意其中含有昂贵的黄连。千不该万不该一时嘴馋,以为“那是老爷剩下不要的”。看来,凡事都不能想当然的。最可恨是船家还一个劲地说是云片糕,难怪严贡生要生气发怒:“还说是云片糕!再说云片糕先打你几个嘴巴!”多亏众人说情,严老大也见好就收,顺风转弯:“既然你众人说,我又喜事匆匆,且放著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帐,不怕他飞上天去。”“骂毕,扬长上了轿,行李和小厮跟著,一哄去了。船家眼睁睁看著他走去了。”那手法竟和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如出一辙:“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户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但鲁提辖是见义勇为以后的见机行事,严贡生是厚颜无耻的无赖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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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进母丧之中,如何打秋风赴宴,装模作样,不用象牙筷子,要用竹筷。待到范进用筷子夹起一个大虾圆子,张静斋这才放下心来,作者不动声色地写出范进的虚伪。堂堂学道大人,居然不知苏轼为何人,写尽八股之徒之无知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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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读《儒林外史》,会体会到什么是讽刺。揭露丑恶并不等于讽刺。只有假、恶、丑而自以为真、善、美的时候,本来是无价值的东西,却自以为很有价值,自我感觉非常之好的时候,它们才成为讽刺的对象。《儒林外史》的讽刺,和鲁迅对讽刺的看法是如此的合拍,难怪鲁迅要如此的欣赏它了。鲁迅从《儒林外史》中得到很多的启发。我们读鲁迅的小说可以体会到这一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是很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和范进吗?鲁迅的那种含蓄的讽刺不是很象《儒林外史》的讽刺吗?有人说中国有三大讽刺小说,一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二是鲁迅的《阿Q正传》,三是钱钟书的《围城》。《儒林外史》主要讽刺那些醉心八股、追求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围城》讽刺的是当年的“海归派”,《阿Q正传》虽然写了一个农民,但它讽刺的是国民的民族劣根性。那种忧愤更为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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