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训与和谐社会构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巴黎开会的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声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到2500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去汲取智慧。当时引起学术界一片哗然。这些精英为什么要到孔子那里汲取智慧？汲取什么样的智慧？
　　提到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许多人会想到“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耳熟能详的箴言警句。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何以能被普通百姓接受、产生深远社会影响？我认为，“仁爱”学说与其说是官方的推行，不如说是通过像家训教化、蒙学读物的传播来实现世俗化的。今天我们就谈谈传统家训中的仁爱教化。

传统家训的“仁爱”思想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有特色的部分，家训有3000多年历史。传统家训是指父祖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有关治家理财、修身处世等的教诲训示，也有一些是夫妻间的嘱告、兄弟姊妹间的诫勉、劝喻，或者后辈贤达者对长辈的建议与要求。
　　家训是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教育形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流传，传统家训卷帙浩繁，资料十分丰富。从作者看，既有君王帝后、达官显宦、硕儒士绅，也有农夫商贾、普通百姓；从内容看，涉及家庭生活方方面面。而其形式更是多种多样：既有帝、后训谕皇室、宫闱的诏诰，也有士人教导幼童稚子的启蒙读物；既有长篇专论，也有家书、诗词、箴言、碑铭等简明训示；既有苦口婆心的规劝，也有道德律令性质的家法、家规、家禁等等。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本位、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模式，因而以“教家立范”、“提携子孙”为宗旨的传统家训文化，在强调治家教子、睦亲齐家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家人子弟进行处世之道的教育灌输，其中尤以“仁爱”教化最为丰富，它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概括起来，家训仁爱教化大致包含“仁民”、“爱物”两个部分。

(一)爱众亲仁、救难怜贫的“仁民”精神
　　传统家训在教诫子弟家人处理好与社会他人的关系时，始终将“爱众亲仁”的仁爱思想放在突出位置加以强调，洋溢着一种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这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做好人”是为人处世之首。
　　《三国志》记载蜀国皇帝刘备临死之前谆谆告诫儿子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清代“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里，居然认为“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清代民间绅士、教育家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认为，读书的目的在于“明道理，做好人”，强调“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
　　许多家训还要求家人不仅要有仁爱之心，而且要有切实的行动。南宋时温州有位县令叫袁采，他非常重视百姓的道德教化，写了一本家训叫《袁氏世范》，告诉家人购置田产当存仁心，不可乘人之危压低价格；将人的妻子、女儿买来作为仆人，一旦合同期满就要送还其夫、其父母；《郑氏规范》等家训还谈到，若无疾病等原因不许给孩子请乳母，以免使乳母的孩子忍受饥饿，不能得到更好的照顾。
　　第二，要求家人和睦宗人乡邻。
　　在宗法社会里，如何处理好与居住在同乡同村的宗人邻里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家训的作者们在倡导内睦家齐、外睦相济的原则下无不对此十分重视。明朝官吏蒋伊的《蒋氏家训》要子弟一定要和睦邻里乡亲，不要偏听家里人的一面之辞而与乡邻发生争执。曾国藩告诫家人“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因为“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明代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在《高子遗书》中告诫子弟，乡亲邻里与我一律平等，不能因为贵贱、贫富、强弱而恃强凌弱，欺负穷人！
　　明代家训《庭帏杂录》记载了一个连正式名字都没有的李姓农妇宽容忍让、和待邻居沈氏的故事，令人感动。
　　李氏是明代人，丈夫袁参坡是个乡村医生，袁家与邻居沈家曾为世仇，袁家有一株挑，树枝伸到墙外，沈家就将树枝锯掉了。儿子跑来告诉她，她对儿子说应该锯。沈家有棵枣树也有一枝伸到了袁家墙内，枣子刚结出来，李氏就嘱咐儿子们：不许吃邻居家的一枚枣！并让仆人看护好。
　　枣子熟了，差人请沈家的女仆过来，当面摘下让其拿走。还有一次，袁家的羊跑到沈家的园子里，被沈家打死；次日，沈家的羊正巧也跑到袁家来，仆人们大喜，正要报复，却被李氏拦住，命人送还沈家。更让人敬佩的是，沈家人生了病，不仅袁参坡亲自上门诊治，以药相赠，而且李氏还动员邻居们为沈家捐款，并送给沈家一石米。正是因为李氏的宽容大度，化解了两家的矛盾和仇恨，使得沈家非常感动，后来两家竟然处得跟亲戚一样。

　　第三，倡行乐善好施公益慈善事业。
　　救难济贫、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公德传统，古代思想家们无不强调“仁”与“爱”的统一，认为离仁则无爱，离爱则无仁。仁爱的根本要求是爱人、助人、利人。这一传统在家训伦理文化中可以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释和发挥。
　　首先，家训作者都把尽自家财力、物力资助贫苦族党乡人视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高攀龙认为“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助人不在费用多少，“残羹剩饭可救人之饥，敝衣败絮亦可救人之寒。”颜子告诫子弟“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
　　郑板桥自幼家贫，为官后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但他并未将所得俸银留作自家使用，而是写信要堂弟将自己的俸银分给亲友、乡邻。《清史列传·郑燮传》载，他晚年归老躬耕，还经常背一布囊，内盛碎银及果食，遇到故人子弟以及穷人，随时赠与。
　　许多家训还详细规定荒年减租、免租，出谷救人。《蒋氏家训》中说：积累粮食本来就是为了防备饥荒，所以如果遇到灾荒年景，一定要量力帮助贫穷乡亲，不得趁机抬高价格、囤积居奇。他还告诉家人：不得逼迫穷困人还债，假如佃户交地租有困难，就要给予宽限，让他们陆续交纳；最终因贫穷而还不上的，就把欠条烧掉。
　　明代清官许云邨叮嘱家人丰收年景，应尽家之财力，多多购买粮食储存起来，遇到欠收之年，以低价卖出；借给乡亲们的粮食，等到丰收年景收回即可，不收利息。
　　其次，许多家训都特别提出关心照顾鳏寡孤独。郑板桥要求幼子应经常将自家的纸笔墨砚，送给众同学，尤其是“贫家之子，寡妇之儿”，下雨天留这些家庭困难的同学吃饭。清代康熙年间做过礼部尚书学者型官吏许汝霖，在《德兴堂家订》中告诉家人：婚丧祭祀从简，将省下的钱资助孤寡。《郑氏规范》对家人规定得更为具体：乡邻死亡，无子孙者，给棺材安葬；乡邻无家可归者给房屋居住，无地者死后埋在义冢之中……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些开明的家长，如清代的蒋伊还在家训中嘱咐家人，丈夫死后，应鼓励寡妇再嫁，并给予资助。
　　再次，家训中积极倡导家人热心公益事业。这些内容在传统家训中不胜枚举，大到造桥修路、筑堤防洪，小到免费供应茶水，几乎无不涉及。家训作者们告诫子弟家人对公益事业要积极支持，仗义疏财，不因善小而不为，出钱出力予以赞助。
　　如明代袁黄的《训子言》要子孙“或开渠导水，或筑堤防患，或修桥梁以便行旅，或施茶饭以济渴者。随缘劝导，协力兴修，勿避嫌疑，勿辞劳怨。”《郑氏规范》对子孙应从事的公益事业项目制订得极为详细，如建药店以医治乡邻疾病；尽力修桥补路，以利行客；从六月到八月在大路旁设立茶水站，免费供应路人等等。
　　此外，还有的家训要求家人设立义庄、义学。宋代的范仲淹便是最早做此善举的人。他两岁丧父，家贫无靠，母亲谢氏带他改嫁。他发奋苦读，考中进士、做官后，体恤穷人生活的艰辛，先后在苏州的吴江、常熟等地置田亩设立义庄，用义田的收入来赡养、救济穷人。义庄中还建有义学，免费教育贫穷子弟。为了教育自家子弟勿独享富贵而不顾穷人，他还专门写了《给诸子书》的家训予以训诲。各地官员、士绅也纷纷效法，使得许多穷苦农民免遭饥寒之苦。由于范氏族人不断捐助，到了清朝宣统年间范氏义田增加到了5300亩，义庄维持竟达八九百年之久。

　　第四，要求家人善待佣人。
　　由于大多数的家训作者都是官吏和家道殷实的士绅，因而如何对待下人自然也就成为一个必须论及的问题，调整主仆关系的道德准则在家训中非常具体。除了强调坚持封建尊卑原则、对仆人严加管束之外，更要求家人善待他们。这包括几个方面：
　　关心他们的生活。《袁氏世范》从许多方面告诫做家长的要关心佣人，“奴仆欲其出力办事，其所以御饥寒之具，为家长者不可不留意。衣须令其温，食须令其饱。”“奴仆宿卧去处，皆为检点，令冬时无风寒之患。”婢妾无夫子兄弟可依，仆隶无家可归的，要养其老。姚舜牧的《药言》要求家人对待年龄幼小的仆人，在饮食冷暖上时时加以关照，“己食即思其饥，己衣即思其寒。”
　　体恤他们辛苦。明代官吏庞尚鹏曾做福建巡抚，对家人要求更严格，不仅他本人生活非常节俭，而且家人每月的初十、二十五都要开个家庭“生活会”，每人都要说说这些天来的心得体会，好事大家要借鉴，犯错误要引以为戒。他还要求家人宴会宾客应早点结束，好让下人早些休息，“大寒、大暑，尤当体息厨下人。”郑板桥甚至嘱咐弟弟将前代家奴的契卷烧掉，这在封建社会里实在难能可贵。
　　对待佣人要宽恕。清代学者型官吏蒋伊在《蒋氏家训》中严格规定“不得苛虐童仆，女人不得酷打奴婢”。《袁氏世范》具体分析了男仆和婢妾的几种不同类型，认为凡为家长者在使唤他们时，应“宽其处之，多其教诲”，不可轻易鞭挞惩罚。康熙皇帝《庭训格言》提出，下人犯了不可饶恕的过失，教训过以后就不应该记恨在心，更不能借一些烦细小事蹂躏折磨他，使他恐惧不安。
　　上文提到的李氏，儿媳偶尔得到一条鳜鱼，亲自下厨烧好让小仆胡松送给婆婆食用。过了一会见到婆婆，便问鱼烧得如何？李氏开始一愣，旋即回答好吃。媳妇见状怀疑是仆人偷吃，核实后就来问婆婆没吃何以说吃？李氏笑答：“汝问鳜，则必献；吾不食，则松必窃。吾不欲以口腹之故，见人过也。”
　　在人格上平等地对待仆人及其子女。郑板桥在给堂弟郑墨的家书中，就委托其严格教育儿子，要求将自己的儿子与下人子女一样看待。他说：“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我儿凌辱他。凡鱼香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我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而去，岂非割心剜肉乎！”这段朴实无华的话，洋溢着浓郁的人道精神。

　　(二)乐善爱生的朴素道德观
　　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天地万物一体”观念的影响，传统家训伦理在强调“仁爱”、“爱人”观点的同时，也教育家人子弟“爱惜物命”，将人道主义思想推人及物。比如被誉为“《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专门论述了怜惜动物的问题，认为飞禽走兽与人相比，虽形象性情不同，但喜聚恶散、贪生畏死的感情则与人无二。他要求家人天气寒冷时，经常去检查一下牛马猪羊鸡狗鸭的圈窝是否遮风挡寒。有的家训还将“爱惜物命”提到了“养心”、“求仁”、“积德”的高度，极力抨击滥杀动物以满足口腹之欲的行为。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家训中有关“仁民”、“爱物”的仁爱思想的积极方面，但也应该看到，产生并传布于封建土壤之上的家训，在向家人子弟灌输这些内容的同时，不可能不受到地主阶级道德尤其是纲常礼教的影响，不可能不带有封建主义的糟粕和唯心主义的俗见；有些家训著作还宣传了“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观点，不过，就整体而言，这些消极内容在家训中并不太多。

传统家训对社会的影响

　　传统家训的仁爱教化理论与实践对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对世俗风尚的改善和人际关系的融洽、和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譬如以其家训《郑氏规范》传世的浙江浦江的郑氏家族，是一个一再受到封建统治者传世表彰的封建大家族，宋、元、明史中均被列入孝友传或孝义传中。洪武初年，朱元璋亲自接见郑氏八世孙郑濂，问其何以能历经三代而不衰的治家长久之道，答是“谨守祖训”。当朱元璋看到郑家的家训后深有感慨地说：“人家有法守之，尚能长久，况国乎！”此后，朱元璋又对郑家屡屡表彰：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称赞郑氏家族为“江南第一家”；洪武二十三年，又亲笔题写了“孝义家”三字赐之。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聘请郑氏家族的郑济为皇家的家庭教师，专门为太孙讲授“家庭孝义雍睦之道”。
　　经明朝统治者树立的这个典型，对后世影响深远。《明史·孝义传》中记载不少慕郑氏家风、以其家训作为治家教子必读书的事迹。如与郑濂同时代的一个叫王澄的人，非常羡慕义门郑氏的优良家风，临死时将子孙召集到病床前，教导他们说：你们如果能向郑家学习，和睦相处，不分家，我死了也就能瞑目了！仅明代前期，像郑氏家族这样被皇帝旌表的“义门”就多达数十家，这些大家族累世同居，和睦邻里，以治家教子、仁爱处世、多行善举被树为楷模，对稳定社会秩序、和睦人际关系起了重要示范作用。

家训“仁爱”教化的现代意义

　　作为家庭教育尤其是“仁爱”品德教育的教科书和教育方式，传统家训拓展了儒家“仁民爱物”伦理思想社会教化的视角和领域，促进了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仁爱学说的社会化过程。尽管家训文化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而衰落了，然而，今天的家庭仍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社会仍是由无数个家庭“细胞”构成的，仍需要同情人、关心人的人道观念；更需要协调物我关系、保持生态平衡，因而也就更需要人们以“仁爱”之心相待相处。
　　同时，家训仁爱教化中有关扶危济困，乐善好施、举办公益、捐资办学等许多理论阐述与实际指导，在全社会倡导以人为本、生态文明、共建共享理念，引导人们积德累善、大力提倡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的今天，更彰显出其不朽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家训仍不失为先人们留下的一笔十分珍贵的伦理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批判地取舍、借鉴，以促进人心向善、道德昌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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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者个人简介：
    陈延斌，徐州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伦理学会理事，徐州市伦理学会会长。著及主编有《雕塑明天的品质——跨世纪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建构》、《中国家训史》等书16部。成果获第七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二等奖、省第四、五、六届“五个一工程”奖、省政府社科奖等多项奖励，主持国家课题及中宣部、教育部、省政府课题10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