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有利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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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山东省作家协会第五届理事、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国家一级作家刘烨园先生来到万松浦书院进行访问与交流。期间，接受了万松浦书院网站的采访。
采访者：万松浦书院网站海林（以下简称海）
被采访者：刘烨园（以下简称刘）
海：刘老师您好，从您的简历我们看到，您从事过很多职业，下乡做过农民，做过工人，还做过老师，做过编辑，能谈一谈丰富的生活阅历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吗？
刘：对写作来说，丰富的生活阅历当然是重要的。生活阅历多了，就会有众多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受与不同的所见所闻能够相互印证，还有一些感受能够由此加深、粘合。我经常看到一些人在某些方面的浅薄或轻信，或对另一些人、另一些事，很不理解，很有偏见，个中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他们对另一些人、另一些事不了解或了解得片面、没有切身体验。这种现象如果表现在写作中，就会显得肤浅、单调。为什么中老年人常常比年青人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更深刻，就是阅历在发生作用。阅历丰富了，对事物的理解就会增加不同的角度，思考的资源就会醇厚，判断就会综合，就不会偏听偏信，就会有反省与质疑的精神，包括质疑自己。写作时，会对自己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自我审视、自我诘问，自我论证，直到“差不多”为止才会出手（因为完美是不存在的）。这时的“差不多”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就与一般的“差不多”不是同一境界了。为什么写作时间较长的人，会越写越慢，越写越谨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阅历（生活的、写作的、阅读的）在起作用。
阅历就如同人吃饭一样，只有丰富了，才会产生丰富的精神营养。人的精神营养与物质营养是相同的，经历单一，就像人只吃馒头一样，健康就会有问题。生活阅历多，就是各种营养的综合。这又如一棵树与一片森林的区别，森林中既有树，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树，还有草、花，以及虫、鸟等，丰富的生活阅历就像这样的森林。单一的生活阅历只是一棵树，不论多么高大，它终究是一棵树，都显得单调，思维单一，感受青涩。
一个人的阅历如果处于一个丰富的生态状态，他的作品、他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内涵与形式，也才能是丰饶的。
但生活阅历在当下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当下，一定要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空间去咀嚼、消化阅历，这样阅历才能化为精神作用。有些人的阅历并不丰富，但他咀嚼了、消化了，也同样可以写出好的作品。反之，即使阅历丰富，也未必能写出好的作品。我见过一些经历丰富的人，也读过他们的作品，比如有人在北京、在深圳等多个地方打过工，但他拿作品给我看时，却很令人失望。经过了解，我才知道他原来并没有去咀嚼这些阅历，他匆忙就写，写了就想发表，太沉不住气了。其实客观上，这是在不知不觉地糟蹋他的珍贵的题材与经历，糟蹋珍贵的才华和生命。热爱文学却无意中在糟蹋文学，实在悲哀。所以即使经历丰富，若没有很好地转化为精神营养，也是没用的。对写作来说，认真地去咀嚼生活阅历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写作就可能是对生命与阅历的浪费。
从创作范畴上来看，一个经历丰富的人，他在自己的创作空间中融缩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联想会更加丰富，由他生活阅历转化成的细节点、知识点、思考点会非常多。写同一个主题，一个经历不够丰富的人，会仅仅凭借一个感觉、一个构思一泻而下；但与之相反，一个经历丰富的人，他的主题会是一个吸铁石，许多东西会不约而同地扑进来，后者的文本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送给读者的将是丰富的信息、饱满的感觉，肥沃的多种享受。
海：在当今散文界，您是既创作甚丰又在文体理论上积极为散文号脉的作家之一。目前散文的概念已经被随意化与泛化了，包括回忆录、杂文、随笔、书信、小品等都被称为散文，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散文这一文体与其他文学体裁的区别在哪里？
刘：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层面来说。首先，从历史上来看，散文一直是比较随意化的，只要读一下我国古代的散文以及西方的一些散文就会知道这一点。所以，散文的随意化与泛化不是一个大问题。对此，我是包容的，觉得未尝不可，大家都可以尝试着写一下。
其次，散文与其他文学体裁的区别在哪里呢？可以这样来划一条界线：散文若与文学发生关系，就是散文中的文学性散文，即文学散文，十几年前，我曾把它称为新艺术散文。就像画一样，招贴画、广告画、宣传画都是画，但与真正意义上的美术作品是有区别的。散文就是如此。但如果我们把文学散文划到文学体裁中，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因为文学散文与文学是有共同点的。十几年前，发生过一场大辩论——散文是否允许虚构。其中一部分人坚持不允许虚构，而我是同意虚构的，因为散文中的文学散文与文学是相通的，既然如此，它就允许大胆的想象与虚构。有些散文被当作经典散文，像庄子的文章，它就是虚构的。而文学性散文的美学要求、形象、情感等与其他文学现象的要求也是相通的。可以套用一句“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的名言来说——艺术所有的，散文无不可有。
当然，那些纪实的、历史的、回忆录之类的散文，在主要内容方面，是不能虚构，不能太文学化的。
海：您认为一个好的散文作家需要具有哪些素质，或者说怎样才可以写出“拥有时间”的文学作品？
刘：找出“拥有时间”这个问题来询问，你们真够“眼尖”呵。“拥有时间”是我心中对艺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定位，她更多激活在我的心中，我很少在公开的文章中提及她，记得只在谈及黑陶的散文时，简略阐述过，因为我虽然对此感受很深，很一直还没有咀嚼透，还把握不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吧，所以表达起来就很艰难。怎么回答好呢？我试着言传一下吧——“拥有时间”，我自撰这个词，是想表达我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折磨我很久了，当读到一些令我失望的作品时，我常常会把它们与那些我认为不错的作品进行比较，感到不对劲，但问题出在哪里，我又怎样才能用语言表达出我的感受？久久的冥思苦想，无数次地遇到相同的问题，一次比一次感受深刻，才终于让我醒悟到——原来，这些作品之所以令我失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虽然有内容，但却没有内涵，有时间线索，却无法拥有时间，他们作品中的时间太微弱、太短促，稍纵即逝，留存不下来，拥有不了。它们没有探摸到艺术火山深处的炽浆，把握不了“时间”——这个深远、深层的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重要气质，他们与文化、艺术、文学绵长而深邃的本质不同步。他们不知道时间蕴藏于绵长与深邃之中，时间是本质跳动的脉搏。
这样的时间，可能是作品的纵深感，当内容向纵深走去时，这样的过程本身，正是“时间”在流动，这样“时间”也就与内容同在了；再比如：句式结构的缓慢、悠长、绵延、下沉、起伏、回旋、高促，等等语言、气息的节奏，不也同时呈现着时间的状态吗？内容从来就只是表层的枝叶，当她与深处的内涵之身、之根紧紧相连时，这其中的纽带状态不也是时间的状态么？还有题材以及对题材的理解，世上没有割断历史的事物，也没有没有历史感的事物，当它在作品中有所表现时，时间的气韵也就氤氲于其中了。即使写的只是现实中的生命、即使只是生命的一些感觉、一些片断，如果一个人真的忠实于自己的生命的话，那么请问，生命是没有时间的吗？时间是否应该在这样的片断与感觉中游动着、鲜活着呢？还有作品中的色彩感，变化感，这与在自然的时间中，色彩发生的变化，道理不也是相同的么？鲜艳或朴素、明快或沉重，应该是由题材的时间角度决定的吧？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作者是以什么样的时间心态、什么样的时间思维来写作、来理解要写的题材的。时间思维我前面已经说了一些，这里多说几句时间心态——现在进行时的当下心态与古老的、遥远的时间心态是有天壤之别的，宁静和专注、空寂和凝视、慢和停驻的时间心态，与喧噪、浮浅、走马观花等等的心态也是大相迥异的；心态在发现、构思、书写的时间过程中，如果被名利得失的算计和焦虑或种种的客观原因所淤塞，其作品的成色，肯定远远逊于在同样的时间过程中无比畅达、纯粹的心态。以《诗经》那时的时间心态和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心态来看事物，判断力、穿透力会一样么？而同样的事物，当你就事论事，把它草率、匆忙地放在当下破碎、浮躁、被遮蔽、被割裂的时间里来思索，如果再加上同样不正常的时间心态，那么，它的面目全非、荒唐可笑也就在所难免了（我们当年可是有血的教训的）。但你如果把它放在几千年的历史里来考察，放在人性的长河里来琢磨呢，你就可能淘出真正的金子。
当我们阅读“拥有时间”的作品时，我们常常会忘记现实的时间、阅读的即时时间，而沉浸在作品的时间里，这样的时间是作品内涵的重要元素。作品拥有的时间越强大、独立、浑厚，它也就越迷人、越长久、越超拔于不同的读者，越引领你往深处走，引领你牢固内心与生命。这就是我们在读某些不同年代、不同国度的作品时，为什么隔了那么久、那么远，素昧平生，还会那么沉浸的原因。时间在作品里，生命就在作品里，于是也就能够同样打动后来的、异地的读者生命了。因为读者、生命、活着，本身就是一个时间的存在。时间与时间的对话就是感动，就有沉思。拥有时间的作品永远活着，因为时间不死。在这一点上，我读加缪的散文，读苏东坡的诗章、杜拉斯的小说和剧本，感觉就特别强烈，这么远了，这么久了，那些文字甚至能让我不由地感受到作者的性格、长相、衣着与谈笑的表情，甚至能感同身受地行走在他们作品中的风光里、场景中，经常会在某时某地不由自主地想起、品味。时间是有利息的，时间在为他们增值。一片原始森林与一个街头花园，一片新建的住宅小区与一片明朝的老宅子，一坛老酒与一瓶新酒，给人的感受太迥异了，因为时间在为它们作证。我的一个朋友从法国回来后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在法国感受最深的是，走过法国的一条街，法国千年的时间就跟定了我，我回国这么久了，那种感觉却越来越强烈。这不也正是因为法国的建筑作品“拥有时间”么？能够多多留存拥有时间的艺术作品的民族与时代是有福的，能够进入这样的作品中感悟时间、享受时间，被时间熏陶的人是幸运的。可以这么说吧，作品内在的时间多少决定了作品外部流传的时间的长短。不论是人，还是物，只要拥有了时间，就会强大起来。试想一下，若拥有千年的时间，你还会动摇吗？还会彷徨吗？千年的时间和眼前现实的一事一物相比，后者太渺小了，拥有了时间，一些东西也就不重要了，这些东西在时间面前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真正的艺术，无论是建筑还是绘画，无论文学还是音乐，等等，都是“拥有时间”的结晶。艺术家就是创造时间的人、葆有时间的人、传递时间的人、鲜润时间的人。他们会死去，但他们的时间会延续。即使某个民族因为其劣根性埋没了他们，但那不是艺术的事，不是艺术家的事，不是时间的事，是这个民族的荒唐与悲哀。
至于一个好的散文作家需要具有哪些素质？这个话题太大了，我只能根据自己在与当下一些搞文学的人的接触中，挑两三项我个人感受最深的素质来说，首先，前面已经说过，一个好的作家，一定要有给自己保留足够的时间与空间的能力。没有这项能力，其他很多素质也是没法产生的。我小时候玩过陀螺。其实，陀螺若一直旋转，就永远失去了自我。人也是这样。如果你一直被社会旋转着，你没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就会失去真正的自我。一棵树尚需秋天落叶、冬天休养生息，只有这样，春天才能发芽，夏天才能够蓬蓬勃勃、生生不息，更何况是人？我为什么强调这项素质？我曾做过多年的文学编辑，因为职业要求，接触了不少文学中人，现在虽然离开了这个岗位，但延续下来，还是要比一般文学同行接触的同行要多，我常常感到，在当下，不少作家、作者的其他素质都不错，比如说感悟人性、阅读经典等都较全面，但是作品就是缺“火候”，就像烧开水一样，总在六、七十度。经过了解，我感到，他们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实在是太少了，积蓄、酝酿、咀嚼、思索、沉浸、推敲的过程太支离破碎，这虽然有当下混乱与浮躁的客观原因，大环境不好，但也正是由于大环境不好，对个人来说，如何葆有独立的时间与空间，也就成为了一个话题，一项重要的素质。
其次，在当下，必须具有一定的辨识高度也是重要的。当代太需要这种素质了，因为当代太眼花缭乱、众说纷纭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曾经大大吃过辨识能力不强的苦头，上当受骗的教训不少，很多美好的光阴就在其中残缺浪费了。在我做文学编辑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天编辑部来了一位老作者，他扛了一麻袋的作品让我读，其中有小说、也有散文等不同的文体，上面还标有写作的时间。这样一个写了满满一麻袋稿子的人（全是手写的），肯定对文学是非常热爱的。当时，我就按照作品的写作时间，从中抽出了一部分，用大半个晚上来看，其中有60年代的、70年代的以及80年代等不同时期的作品。结果，我惊讶的发现，他的作品几乎全部跟上了每一个时代的潮流：60年代写高、大、全，“文革”期间写革命造反，改革开放又写改革开放的事，赶不同的时髦！最后，我对他只能说“对不起，你再扛回去吧”，因为文学不是这样的，他写的没有一篇是文学，因为他连什么是文学都缺少起码的辨识。
再说一件事情。在年轻的时候，我无意中得罪过那时一位比较有名的前辈作家。当时是80年代初期，没有很多的精神资源，我在会上发言的时候，就只能经常谈谈自己能读到的莎士比亚，结果这位前辈作家就斥问我，“我的作品这么有影响，那么多人在看，都是这十几年、七、八年的作品，你从来不谈，却去谈死了好几百年的莎士比亚，你这不是崇洋媚外吗？”崇洋媚外，在当时，可是一项很重的政治罪名。但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前辈作家已经搞了几十年文学，我才刚刚出道，他的话那时对我很有杀伤力。我被斥问懵了，对自己也感到很奇怪，为何自己总是谈莎士比亚呢？后来认真想了许久，我有什么不对吗？莎士比亚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动了我、震撼了我，这是事实呀，我只能诚实地谈自己被打动被震憾的对象呀。感谢前辈促使我反省。后来我终于明白，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多少还有一点儿辨识能力，没有被所谓的 “这么有影响”的时髦淹死。莎士比亚是艺术的，而那位前辈作家的作品所写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却有很大的缺陷，因为他在按照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框架写作，那么好，当流行过去之后，他的作品随之死掉也就理所当然了。因为流行，他曾经获得了非常丰厚的文学之外的回报——名誉、稿费、职务级别、很有影响等等，世俗该得到的他得到了，但是艺术是公正的，艺术有自己的上路远行的体魄与方向——他的所谓作品很快就被人忘却也就是必然的了。
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阅读经典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常识了，但就是这样ABC的常识，当下也被颠覆得差不多了。人只有经典读得多了以后，才能辨识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真正的文学。读得多，才能相互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当代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就是——号称多元，其实，只是旗号，只是护身符，用来证明自己“唯我独尊”的。多元也是有高下与真假之分的，杂草与杉树毕竟不同。也不能因为混乱，人们一时辨识不清，假花就真的与真花一样，也算一元，因为性质毕竟不同。按照多元这个观点来讲，经典作品也应该是一元或者一大元吧，应该有一席之地吧，但现在，攻击经典的行为何其多！现在很少再听人谈起经典了，包括一些非常著名的文学网站、文学报刊，我们都很难看到它们对经典文学的热爱。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多元在社会层面，应该是一个相对的平均值，也就是如果有十元，重要与不重要的，要有一定的比例，这是不能颠倒的，就像生态平衡一样。一片沙漠中间，有一棵树、三棵草、还有一汪小小的清水；一片森林中，有松树、柏树、橡树等不同的树，还有花草、灌木，有大有小，有高有矮，有花有鸟，有溪水，那么二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多元？多元是一种匀称、平衡的状态，多元必须具有生态性。仅仅有一两棵树，或一大堆同类的树，就像沙漠里有许多的白杨，你能称之为多元吗，与原始森林有可比性吗？对多元也要有辨识能力。现在所谓的多元，实质上是同类的东西，不是真正的多元。
海：在《故乡之所以是故乡——读黑陶散文集《泥与焰》》一文中您提到了散文创作中不同的创作方式：“知觉写作”和“神性写作”，能简要阐释下这两个概念吗？
刘：其实，这两个概念在创作中是不可分割的。换作更通俗的话来说，知觉写作是表面化的，有点感觉就可以，有些知识就行，具备中小学（我指的是现在的中小学）的作文能力就行，神性写作需要借助知觉写作的一些要素。但神性写作却是对人性、对生命、对自我、对本能、对灵魂的深度开掘。写什么题材不要紧，要紧的是你是否用神性来开掘它、抚摸它。人生来就是有神性的，艺术的精髓是神性的，这也是艺术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地方。人如果没有神性就不可能创造出神，也不可能创造出神话，不可能创造出传说，这只要读读《山海经》与老庄哲学等等源头性作品就能感受得到。不过，后来，人的神性越来越淡化了、淤塞了、禁锢了。神性写作需要对生命进行深度咀嚼、感悟，比如：同是写东西，有人抓住感觉，一个晚上就写出来了；也有些人抓住这种感觉后，会不停地咀嚼、回味很长时间，且会把五个、六个、十个甚至更多的感觉消化、融合、调动，然后再把它们与其他的感觉进行碰撞、综合，经过这个程序后，就能抓住这种感觉的深刻性、神秘性。感觉的深刻性、神秘性具有不可言说性，但却具有彻底性、根源性，我读尼采的文字，就能感到那些文字里弥漫的神性。举一个个人体会来谈，我在前年写过一篇名叫《在苍凉》的作品。作品中的那种感觉，我已经感觉、回味了30多年。其中，对广西常见的湿云的那种感觉，小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种感觉就是苍凉，只是一味地感叹：它怎么那么大？怎么那么高？怎么那么远、那么厚？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它怎么给我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真真切切的感觉？……一切都说不出来，一切又感觉到了。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一种苍凉感。苍凉并不是经历很多事情后才产生的，而是与生俱来的，人早晚都会感觉到的。我认为产生这样的感觉，还能这样感觉事物就是人的神性，甚至虚无也是一种神性，所以我一直认为虚无是一种绝美。或许可以这样说，以自己生命中原本的、童年的、富有深度的、本能的、没有被磨蚀的状态，不断地咀嚼、消化，并最终以同样的状态呈现出来，这就是神性写作。作品中的这种神秘性、神秘感是能够读出来的。神性写作是一种巨大的创造力。天才就是那种生命中神性巨大或被开发到最大值的人。哪怕他不是艺术家，比如爱因斯坦。
海：散文是讲求真实的文体，要“修辞立其诚”，您是怎样理解这种真实的？如何“立其诚”？
刘：我的写作带有很大的心理暗示性。写作之前，我经常自问：我真是这么认为的吗？这是我吗？这是从我的身体中发出来的？我的生命还是我原有的生命吗？我的生命被污染了多少？……现在，很多人肯定会说“我就是我”。不对！这只是现在的你。当你回头看你的来路时，你会发现你是一直被教育、功利、时髦、世俗、家庭等众多力量扭曲到现在的，历史和社会是先于你的生命而存在的。所以，现在的你并非原本的你。
我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创作的，当时写了不到两年，有了些“起色”、“影响”，我却越来越恐惧、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空虚——那就是我吗？我就写这样的东西？……上帝保佑，我停下来了，一停就是五年。我读书，反省，终于意识到必须把不是我的、别人硬塞给我的东西剔除干净，我的生命、我的灵魂已被污染了，必须让它们回归原来的模样、原来的状态，虽然最终找到的原来依然是残缺的，但我认为这已是最好的结局了。一个作家作品的个性化的真诚、成熟，风格、题材等等，取决于这样的回归与寻找，这是可以从当代许多作家的作品里读到的，虽然他们的路径有所不同，比如张炜、张承志、韩少功、黄一鸾，还有年轻一些的黑陶以及你们烟台的王月鹏，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路径，他们都很幸运地找到了。这样的路径越早找到越好，有了属性与定位，就不会像没头苍蝇一样白白耗费生命力、生产力。我写过一篇文章，《你是对的，尽管你不是唯一对的》，讲述人要尊重原本、尊重童年、尊重自然，这在当下非常重要，因为当下太异化了。尊重原本、尊重童年，尊重自然，这是我的路径，可以由此对比我的现在，我所处的时代，找到真正的人性与生命。因为相对而言，人在十五、六岁之前的自我还是比较真实、比较源头的。
谁都不可能是全对的，你不要去求唯一对、全部对，但你一定要是对的，要追求你那个自我的对。年轻时，我曾不停地这样询问过自己：我原本是怎样的？我没受教育前是怎样的？我没有插队前是怎样的？我从何而来，向何处去，我的定位与属性是什么？……从许多回忆的细节中，我渐渐识别出真实的自我的生命、灵魂。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也非常重要，但却是必须的。
这样的真实安慰了我。过去，我1980年就能对我1979年的作品不满意，1981年就能对1980年的作品愤愤然，而1986年后的作品，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时，就能稍微吁一口气了。
海：有专家在评论您的散文时说，您身上埋藏了太多的悲剧感，您在与这个时代在做着“不合适宜”的抗争，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刘：怎么说呢，这个话题。作品是立体的，一旦问世了，作品也就上路了，她有她的命运，她的风雨，她在哪儿停驻，在哪儿奔波，在哪儿扑倒、受伤，在哪儿疗救、欢笑，其实已与作者无关了。写作就是告别，是与自己的某些经历、感受、思考、生命的告别，然后送她们上路。这时，客观外界如何收拾或抚慰她们，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无论客观外界如何对待她们、评价她们，我都尊重，但很少关注。如果非要问我怎样看待你所说的别人的观点，我只能说，在我的主观愿望里，与其说我是在抗争，不如说是我更想活得“是人”，活得自由一点，自我一些。世界上只有一个我。“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我的骨子里是一个很艺术化的人，我就是我，我思考我的，我相信我的，我做我的，我热爱我的，我活我的，我采取我的方式，我的价值，保持我的状态，使用我的生命、血肉、灵魂和权利。当这一切与某些东西发生矛盾时，可能就呈现出抗争状态了，不得已而已。
人们评价某个人、某些作品，采取社会性的角度是对的，他们有权利这样做。我也常常这样评论别人。但从我个人来说，虽然我也有很重的社会责任情结，但我深知，艺术就是艺术，我就是我，艺术家尽责的方式与其他行业的人是不同的。写作时，我考虑最多的就是我是否还原了我原来的生命，是否尊重、忠实了我这条命，也包括我的经历，我的残缺。这时，你所说的悲剧感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其实悲剧感是人与生俱来的，是真实的，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只要不自欺欺人，谁都有。我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与命运，我的经历恰巧比一般人要丰富一些、奇特一些，而我又不想遗忘、不想逃避、不想麻木、不想没肝没肺，我得忠实于它们，忠实于自己的完整。我有南方的青山绿水和野性、原始以及北方黄土风沙和儒化之教的血统；多年来，我又更多地喜爱、浸没于异域他国的汲取之中；“文革”中我在广西，当时，那里的人公开吃人、公开杀戮，我就听说过人哪个部分好吃，什么样的人好吃，用什么家什做等等（“文革”在1978年就被宣布结束了，但是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却一直持续到了1986年。这些都与当时当地的野蛮、剽悍以及错综复杂的历史有关）……我经历了这么多，如果我真诚的话，呈现出来的状态，不就可能更多地开发了人与生俱来的悲剧的一面么？
海：您曾在《新艺术散文札记》一文中提出，浓度、厚度、深度、密度对中国散文格外重要，如何理解这几个概念？
刘：其实这些概念我在那篇文章里已经有所阐述了。那是十几年前，当时代发生变迁，我预感到未来可能将更不可理喻时，对自己写作的一种“告诫”，一种对策或期许。我在寻找一条如何在当下表达自己的出路。但在实际创作中，这“四度”的使用有多有少，视题材与资源的情况而定。所谓密度，是不同的信息和不同的元素织在一起而产生的，例如你到了万松浦，又看到了松树，如果此时有足够的资源积累与调动能力、联想能力，你在其他地方对松树的感受、对不同书院的感受，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其他感受，甚至反差等等，这时就可能同时涌现出来，于是，当你想真实地表达这种状态时，也就必然产生一定的密度了。至于深度，我在讲神性写作时已经谈到了，需要补充的是深度还包括你对问题的思考以及思考的独特性，对前人的超越性等等。时间是有利息的。什么叫时间的利息？现在再让某个人去写《岳阳楼记》，如果超越不了范仲淹，如果没有新的信息与思考，那么最好别写，因为你对不起时间与它的利息。厚度是指不同的层面，从大层面上来看，它可能有感性的层面、理性的层面，神性的层面、事实的层面……不同的层面构成了作品的厚度。而浓度，就像同样体积的一碗清汤稀饭与一碗厚厚的八宝粥的区别一样。在过去的散文中可能是一篇文章的，到了当下的散文中很可能就变成了一句话，因为这句话足以浓缩那篇文章的内容。作品的体魄一定要结实才能有份量。但可惜，如今“豆腐渣”的东西太多了。
海：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创作进入爆发期，“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大众散文”、“生活散文”、“新媒体散文”、“文化散文”、“大散文”等名词概念不断涌现，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您认为当下散文创作的现状是怎样的？
刘：我对这种爆发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我很理解。今天发展到了这么一个浮躁的时代，这种状态就是合理的。我觉得要对当下散文做一个概念上的界定，不该现在说，它还处于一个历史过渡期，需要时间。问题在于，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这种过渡期，中国的古代好像也没有这种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到底有多长？中国1949年以后的现状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尤其是“文革”，更是史无前例，这对这个过渡期意味着什么？至于这个过渡期还会出现什么状况，又走向何方，现在也是难以确定的。
海：能谈一下您对书院的感受吗？您对她的未来有什么希望和建议？
刘：感觉清新。书院的方向、状态都非常好。我注意到了书院追求的和蔼、安静，这应该就是书院本原的状态。今天在书院里工作的人、生活的人，现在可能感觉还不深，但多年之后，会觉得她非常珍贵。要珍惜书院这一资源，所以我希望书院能够多为文化、文学做些事情。如果说书院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的话，那么这一元的发扬、光大不是靠外在的恩赐，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当代中国，好的开头多得是，夭折更多得是，变味也多得是，坚持却凤毛麟角。中国古代的书院都是靠自己的努力，靠名师的讲学、真才实学、自身的号召力等等各方面的努力和坚持而铭刻于历史的。
海：好的，刘先生，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