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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汉娜-阿伦特 作者: 发布时间:2017/12/5 点击次数:59  字体【

 
    “在我从小就被教育去相信其为永恒的和重大的那些东西中,很少有什么还在延续,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人为设立的。每一件我确信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每一件我被教育要确信其为不可能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节选)■汉娜-阿伦特
    我猜想,我们许多人的思绪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还停留在温斯顿•丘吉尔这位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那里,他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人生之后刚刚逝世,而他人生的最高点是在跨入老年的门槛时才达到的。无论我们把现时代的时代精神看作什么,丘吉尔生命中的这种偶然情况(如果它是如此的话)都会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像在他的信念、作品和他演讲的宏大但不浮夸的风格中他所代表的几乎每一件事物那样。当我们思考他的伟大时,最触动我们的也许就是这种对比了。有人把他称为被推入20世纪的18世纪人物,就仿佛在我们陷入了最令人绝望的危机时,往昔的德性又接管了我们的命运。在我看来,这就其本身而言是对的。也许我们还可以说,看来似乎是在这个世纪转折点,人类精神的一些永恒卓绝之处在一段历史性的短暂时刻突然迸发,以表明,铸就伟大的任何东西—高尚、尊严、坚定和一种笑面世事的勇气——历经各个世纪而根本未变。
    丘吉尔,这个如此守旧的,或者就像我曾说的,如此超越时代风尚的人,他绝非没有意识到他所生活的时代其决定性趋势或潜在趋势。在本世纪的真正可怕之处仍不为人所知的20世纪30年代,他写下了下面些话:“在我从小就被教育去相信其为永恒的和重大的那些东西中,很少有什么还在延续,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人为设立的。每一件我确信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每一件我被教育要确信其为不可能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唉,这简短的话在说出之后没几年就完全应验了。我提到它们在介绍那种一直隐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基本经验。在世纪初仍被看作“永恒的和重大的”而又没有延续下来的诸多事物之中,我想去注意那些道德问题,那些关乎个人行为的东西,即那少数几个规则和标准,过去人们常根据它们去辨别是非,判断或证明别人和他们自己的合法性。无论属于神圣法还是属于自然法,对于每个清醒的人,其合法性都被认为是自明的。直到所有这一切几乎突然崩溃了,也就是说,不知不觉地崩溃了,而那时道德就仿佛突然以它这个词语的源初意义而显现为一套习俗( mores),即习遗和风俗,它能够像改变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餐桌礼仪那样轻易地被改换。令人恐惧而震惊的是,我们用以指示这些东西的那些词语本身——源于拉丁语的“道德”( morality)和源于希腊语的“伦理”(ethics)突然之间,不过只意味着一些约定和习惯。同样令人感到奇怪而震惊的是,尽管对于向所有人发出同样声音的良知的存在,有着各种伟大的说法、各种断言和说教,但两千五百年的文学、哲学和宗教思想却没有提出另外一个词。发生了什么?难道我们最终从一场梦中醒来了?
    当然,有少数人早已经知道,道德命令的下述自明的假设,即“你不应该做伪证”具有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的合法性,有某种错误。尼采对“新价值”的追求当然就是一个清晰的标志,表明被他的时代称为“价值”而被更早的时代更正确地称为“德性”的东西在贬值。尼采提出的惟一标准是生命(Life)本身,而他对传统的、基本上属于基督教德性的批评,是被一个更加普遍的洞见所引导的,即不仅基督教的而且柏拉图式的伦理,都运用着那种不是从这个世界、而是从某种超越这个世界的东西得来的标准和无论这东西是理念的天空,它超出纯然人事的黑暗洞穴,还是神意规定的死后生活的真正超越。尼采自称为道德主义者,而他确实是这么一个人;但若把生命确立为至善,就伦理来说,实际上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因为所有伦理,无论是否是基督教的,都预设了,对终有一死的人来说生命并非最高的善,都预设了,在生命中总是有比个体生命机体的产生和维持更要紧的东西。要紧的东西可能是不同的:在前苏格拉底的希腊它可以是伟大和声名;在罗马式德性中它可以是城邦的永恒;它可以是此世中灵魂的健康或彼世中灵魂的拯救;它也可以是自由或正义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
    作为所有德性之最终来源的这些事物或原则,难道只是些这样的价值吗,在人们改变对它们的想法时就能够用其他价值将它们替换掉?它们会像尼采表明的那样,在生命本身的最高要求面前统统走向极端吗?当然,尼采不可能知道,作为整体的人类存在是能够被人的行为推入危险之中的。在这种极端事件中,人们确实可以主张生命,即世界和人种的延续是至善。但这只不过意味着不再存在任何伦理或道德了。从原则上说,这种思想已经被这个古老的拉丁问题预见到了:哪怕世界毁灭,也要让正义实现吗( 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康德对此的回答是:“如果正义灭亡,地球上的人类生活就失去其意义了。”( Wenn die Gerechtigkeit untergeht , hat es keinen wert mehr , dass menschen auf Erden leben.)故而,现代所宣称的惟一的新道德原则,实际上不是对“新价值”的肯定,而是对道德本身的否定,尽管尼采当然不知道这一点。面且,敢于表明道德已变得多么陈旧不堪面毫无意义,这恰恰是他永恒的伟大之处。
    丘吉尔的话是在一种陈述的形式中表达出来的,但带着后见之明的我们,会禁不住把那些话理解为一种预先警告。不过,如果它只是一个预先警告的话,那么我就能引用大量类似的话,它们至少可以回溯到18世纪的最初三十几年。然而,对我们来说,事情的关键在于,我们已经不是在处理预先警告,而是在处理事实。
    我们——至少我们中间那些年长些的人们——已见证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公共和私人生活中所有既定道德准则的全面崩溃,这不仅(正如现在通常认为的那样)发生在希特勒的德国,也发生在斯大林的苏联。而且,两者之间的区别非常有意义,值得我们琢磨。人们一般已注意到,对于俄国革命所造成的整个国家的社会剧变和重塑,即便是紧随其后的纳粹德国的极端法西斯独裁也不能与之相比,确实,后者保持了财产关系的几乎完好无损,并且也没有消灭社会中的优势群体。由此,人们通常会下结论说,第三帝国发生的事情从本性上而不仅是从历史事件上说,更短暂且更普通。就严格的政治进程来说,这可能对也可能错但我们若针对道德问题,那它就肯定是谬论了。从纯粹的道德观点来看,斯大林的罪行可以说是老套的:就像一个普通的罪犯,他从不承认那些罪行,而是把它们掩盖在一片伪善和闪烁其词的迷雾之下,同时,他的追随者也把这些罪行作为追求“善”的事业的暂时手段而赋予其合法性,或者,如果罪行有点儿复杂,就通过那些历史规律去给出合法性,在革命需要时革命者必须服从这些规律并为之作出牺牲。况且,尽管有所有那些关于“资产阶级道德”的说法,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宣布一套新道德价值。如果作为职业革命家代表的列宁或托洛茨基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那就是这种幼稚的信念了:一旦社会环境通过革命得到改变,人类将自动追随那几个从历史的黎明时期开始就已被了解并尊重的道德戒律。
    (摘自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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