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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史话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为著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书院起于唐,盛于宋,止于清末学制改革,历时近千年。其后,书院或废或改学堂、学校,有的则发展成了今天的大学。从唐中叶至清末,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最初是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如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书院主管人员的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兼作皇帝的侍读,“以质史籍疑义”。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读书讲学之所,也称为书院,据地方史志所载,有三十多所,分布九个省区,如:皇寮书院在江西吉水县,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松州书院,在福建漳州府,唐陈 与士民讲学处;义门书院,在江西德安县,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梧桐书院,在江西奉新县,唐罗静、罗简讲学之处。
   书院盛于宋初。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弛,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维持。宋初的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于是私人讲学的书院遂得以进一步发展,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宋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者,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宋初最著名的书院,除公认的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之外,还有茅山、石鼓等。这些书院一般是由私人隐居读书发展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活动;设置地点多在山林僻静处,后世认为这是受了佛教禅林精舍的影响。
   北宋时期书院曾一度衰落,这是由于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力兴办官学,一方面推重科举。读书士子就学门路增多,而且非经科举,难得入仕之途,因而不愿长守山林,对书院失去了兴趣,以至“书院到崇宁末乃尽废”。然而北宋的官学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日渐腐败,因此,南宋时期兴办书院之风再起。南宋书院发达同理学的盛行有密切关系。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朱熹对南宋书院的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对后世书院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淳熙六年(1179)守南康军时,在庐山发现白鹿洞书院故址,申请兴复,于次年告成。朱熹为书院确定了条规,对书院的宗旨、为学之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名曰《白鹿洞书院学规》,后世书院大都仿此办理,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元朝的书院,据称“几遍天下”,但在书院发展同时,官府加强控制。元代以程朱理学为宗,定为科场试士程式。《四书集注》成为官定教科书,科举衡文的标准;官府委派山长,或由官员兼任,私人延聘山长,也由官府认可,授予官职;同时拨给学田,仍由官方掌握,加强经济控制。由此一些书院渐失自由讲学之风,缺乏论辩争鸣的气氛,一味追求科考。书院虽多,却无书院讲学的特点,几乎于官学无大区别,这是书院官学化的开端。
   明初大力发展官学,各府、州、县、所皆立官学,还广泛发展社学,同时加强科举,参加科考必经学校出身,使官学与科举更加紧密地联起来,致使书院沉寂百年之久。不少书院被改为官学,或并入官学,或改作他用。多数书院荒芜废弃,如著名的岳麓、白鹿皆被毁成墟。直到成化以后,书院开始逐渐恢复。尤正德(1506-1521)以后,王学、湛学兴起,书院再盛,学风为之一变。王阳明、湛若水皆承陆学,他们于正德元年定交,以昌明圣学为己任,所到之处莫不致力于修建书院讲学,影响甚大。王守仁讲学,“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湛若水是著名学者陈献章(白沙)的学生,他所到之处必建书院,讲学授徒40多年。这时的书院把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不同学派各标其宗旨,各讲其主张,往往超出书院讲坛的范围,发展成为规模相当大的地区性学术活动,形成独具特色的书院“讲会”制度。
   东林书院是明末影响最大、特点最为突出的书院。据《天锡金匮县志》载:“东林书院亦名龟山书院,在城东南隅,宋杨文靖(时)讲学于此,后即其地为书院”“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及弟允成始构成之。宪成殁,高攀龙、叶茂才相继主其事,榜其门曰“东林书院”“当宪成、攀龙讲学时,……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可知东林书院名声之大。东林书院的重要特点是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致力于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为此,它们名声大振;但它也由此而遭到统治者的禁毁。《明史·顾宪成传>说:”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末曾四毁书院: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上疏,指斥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学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书许赞以“官学不修,别起书院,耗财扰民”为借口,“申毁天下书院”。第三次是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为了整顿吏治、整顿教育,遂以书院多无实学,且“科敛民财”为理由,封闭全国书院。第四次就是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拆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四毁书院的根本原因都是封建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的一项政治措施。
   明代书院在历次兴毁中,为适应形势条件,形成书院类型多样化的特点,除了保留有传统聚徒讲学式书院以外,发展了颇具特色的以讲会活动为主的讲会式书院,同时由于官府严格控制下,官学化的影响而产生课考式书院和宣讲式书院。也有因回避当时斗争,变成有名无实的专供纪念的祭祀性书院。另外还出现了个别专业性书院,加上专供习武的“肄武书院”,则是书院教育的新拓展。
   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书院“群聚党徒”,“摇撼朝廷”的教训,极力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颁布《学校禁例十八条》、《训士卧碑文》等,不准学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禁罚甚严。但自雍正十一年(1733)产生了重大变化,认为书院“于士习文风有稗益而无实弊”,转而对书院采取利用扶持的政策,令在各省会选定一、二所书院,给银千两,作为重点,以树立楷模,面向全省招生,确立其全省最高学府地位。先后确定的有:山东济南泺源书院、山西太原晋阳书院、河南开封大梁书院、江苏上元(江宁)钟山书院、江苏苏州紫阳书院、江西南昌豫章书院、浙江杭州敷文书院、福建福州鳌峰书院、湖北武昌江汉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湖南长沙城南书院、陕西西安关中书院、四川成都锦江书院、广东肇庆端溪书院、广东广州粤秀书院、广西桂林秀峰书院、广西桂林宣城书院、云南昆明五华山书院、贵州贵阳贵山书院、安徽安庆敬敷书院、直隶(河北)保定莲池书院、甘肃兰州兰山书院、奉天(沈阳)盛京沈阳书院等。由此各地书院建设纷纷兴起,乾嘉时形成又一高潮。清承明制,尊崇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日益僵化,书院在官府的严格控制下,官学化影响日益加深,普遍推行考课制度,定期举行官课,课以时文,由地方官员出题,监考,评分,有的还增设考棚;山长由地方官员任命,定期考核成绩;招生名额均由官府核定,有的书院还派地方官员担任监院,直接监督书院行政事务。书院祭祀也更加庞杂,甚至请僧道代管香火,乞求神灵。书院选址更加考虑官府考课监督管理的方便,多设在城里。如此种种,都反映出书院渐失原有特色,日益空疏,以致“山长疲癃充数,士子以依薄相高,其所日夕咿唔者,无过时文帖括,然率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头垂垂白,不肯去者”(《清续通考》)。
   有识之士对此莫不深恶痛绝,谋求变革发展,以颜元、李恭为代表的颜李学派,力倡“实学”,强调“实文、实行、实体、实用”,抨击科举取士和理学教育的空疏无用。颜元曾主持漳南书院,提出其“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原则和颇具特色的建设规划。惜为时不久。明末清初顾炎武倡导以经学代替理学,提出其考据方法,开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孕育了由经世致用演变为通经致用,以致纯学术的经学考据倾向。阮元曾先后创建诂经精舍、学海堂,成为乾嘉汉学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基地。不课时文,“专肄经史词赋,一洗旧习”,不祀程朱,而供许慎、郑玄,以示尊经崇汉的特点。曾大理编辑出版其教学研究成果,产生了较大影响,自此各地竞相效仿,以求有所改革。
   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廷政治的腐败,教育的落后。随着开埠通商,建立租界,教会办学,西方科技文化传入,产生巨大冲击。洋务派设设厂、办学,开设洋务学堂。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中国面临亡国危机,更激起士人愤慨,要求变法图强,改革教育。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创办时务学堂,以“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宣传民权革命,大造改良政治舆论,学风为之一变,不少书院受其影响,改变章程,兼习西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光绪帝接受维新变法主张,下诏定国是,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省会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书院为小学堂。皆兼习中西学术,改八股文为策论试士,修改科举章程。“百日维新”失败,一切复旧。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次年慈禧被迫变法,实行“新政”。复命各省城及所属府、州、县等设高等、中等、初等学堂,随后各地书院陆续改制学堂,至此书院制度终结,为官办学堂所取代,成为以后学佼的基础。但在学校照搬西方学制,书刊号院被全盘否定,直至1920年代初,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再次提出“取学校与书院两者之长”,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书院教育又成为学人研究的课题。
    书院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期间以私人创办、私人讲学为主,元明时官方加强了控制,到了清代完全官学化,这是书院发展的总趋势。纵观书院的历史,书院以宋代尤其是南宋为最兴盛,这虽与理学把书院作为传播基地有关,但与一大批鸿儒大师的积极参与、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的营造以及相对于官学较为独立自主的办学方针都有极大的关系。自宋以降,由于政府对书院控制的日渐严密,书院逐渐沦为官学的附庸,丧失了自己的学术传统。有清一代,书院号称有7000多所,但多为应付科举考试而办,与官学并无本质区别。所以书院的式微,有其外因,也有其内因。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书院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认真加以总结。
    第一、 书院的组织机构比较精干,一般只设山长(或称洞主、主洞)总理其事,规模较大的书院增设副山长、助教、讲书等协助山长工作。书院的主持人多数是书院的主讲,脱离讲学的管理人员很少。
    第二、 书院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学术研究机构。书院的主持人或讲学者多为当时的著名学者,甚至是某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每个书院往往就是某一学派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或基地。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第三、 书院允许不同学派共同讲学,重视学术的交流和论辩。特别是南宋以后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形式,不仅师生共同参加学术争辩,而且常与地方上的学术活动紧密结合,使书院成为一个地区的教育和学术活动的中心。
    第四、 书院讲实行“门户开放”,一个学者可以在几个书院讲学,听讲者也不限于本院生徒,常有慕名师而远道前来者,书院热情接待,并提供各种方便。
    第五、 书院比较重视生徒自学,提倡独立研讨,课程也较灵活,允许各人有所侧重、发挥专长。一般都以自修、读书为主,辅以教师指导、质疑问难。成绩考核多重平时表现,不仅视其学业,尤重人品与气节的修养。
    第六、 书院内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师生感情相当深厚。主讲书院的名师学识渊博,品德过人,并且献身教席,热心育人,深受学生爱戴。学生是慕名师而来,能够虚心求教,立志成人,尊重教师。因此,中国教育史上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教学中体现得十分突出。
    第七、 书院的经费多以自筹为主,有较大的自主权,常常组织师生共同管理或监督各项开支,经费重点用于教学和学术活动,其他杂项费用所占比重甚低。
    第八、 书院兼有藏书和祭祀的功能。书院原本为藏书、校书、修书的地方,后虽成为学校,但仍然重视藏书。大小书院基本上都藏有一定数量的图书,并在院内创建了书库、书楼、藏书阁、御书楼、尊经阁等建筑。历代封建帝王也很重视书院的藏书事业,将一些经典书籍颁赐给书院,宋初四大书院中,就有白鹿洞、嵩阳、岳麓三书院得到过御书。书院不但藏书,还兼有刻书功能,出版各种学术著作。书院创立之后,一方面注重培养人才,另一方面通过祠祀先贤,宣扬教化。书院祭祀的人物主要是孔子、儒家道统人物、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及对书院发展有功的人。通过祭祀,表明宗旨,昭明“诚”“义”。

                           关于四大书院

    四大书院是北宋四所著名书院的统称。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说法。四大书院的说法始于南宋。范成大在《骖鸾录》中首举徂徕、金山、岳麓、石鼓为宋初四大书院。吕祖谦作《白鹿洞书院记》,称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为“天下所谓四大书院也”。王应麟《玉海》采用吕祖谦的说法,并附列石鼓、茅山二书院。宋元之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职官考》中,采用吕祖谦说,但在同一本书的《学校考》中则取石鼓而去嵩阳。据清人全祖望考证,认为五应麟《玉海》中的说法是对的,同时另列白鹿洞、岳麓、丽泽、象山作为“南宋四大书院”(《答张石痴征士问四书院帖子》)。近人盛朗西、陈东原等列石鼓、白鹿洞、嵩阳、岳麓、睢阳、茅山为“北宋六大书院”(《中国书院制度》、《中国教育史》)。陈登源则加列龙门、徂徕,合称“八大书院”(《国史旧闻》)。
    以上各说中,以白鹿洞、岳麓、睢阳、嵩阳较为确切。这几所书院有较早的办学渊源,受到朝廷的重视和赐予,对书院发展产生了历史性影响,全祖望曾称:“自庆历修举学校,而书院之盛日出未已。大略北方所置,则仿嵩阳、睢阳;南方则仿白鹿、岳麓 ”(《答张石痴征士问四书院帖子》)。1998年,中国邮政发行《古代书院》邮票,全套四枚,所列四大书院为:应天书院(即睢阳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如今,只有岳麓书院作为湖南大学的一部分依然在办学,且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并招收留学生。其余书院则或作为旅游景点而开放,或仅存其遗迹。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在湖南省长沙市秀丽的岳麓山下,湖南大学校园之中。它的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智璇等二僧办学。北宋开宝九年(九七六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创立岳麓书院,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始终是湖南高等学府所在。虽屡毁屡兴,但基址未变,相继发展,演变有序。千余年来,弦歌不绝,故也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占地二万一千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构,建筑面积七千余平方米。书院依山麓地形,坐西朝东,逐进升高,与麓山景物融成一体,隐没于林阴山色之中。中轴有头门、赫曦台、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其左右斋舍各成庭院,后部北侧有湘水校经堂及专祠等,南侧有百泉轩、碑廊等园林建筑。院左并列文庙,自成院落。此外院前还有吹香亭、风云亭。
    书院采用地方传统做法,砖木结构为主,均灰墙青瓦、硫璃脊饰、墨柱朱枋、栗色门窗,略施彩绘雕饰,简洁朴实,表现出淡雅清新的格调。院内尚存大量碑匾楹联,显出一派斯文气息。文庙则为红墙黄瓦具官式建筑特点,自成一格,形成强烈对比。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东南五老峰下,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书院之一。白鹿洞初为唐代李渤与其兄李涉隐居读书之处。李渤养一白鹿,人称白鹿先生。该地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南唐升元四年(九四O年)建为庐山国学。宋开宝九年(九七六年),江州乡贤明起等,改为书院,旋得朝廷赐书,被称为宋初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宋淳熙六年(一一七九年),朱熹任南康知军,兴复白鹿洞书院,自任洞主,筹置学田,编制课程,制订学规,收聚图书,使白鹿洞书院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时称南宋四大书院之一。以后历代虽屡有兴废,但办学延绵不断。
    白鹿洞书院全院山地面积近三千亩,建筑面积三千八百平方米,置于深山林壑之中,四周青山环抱,环境优美、宁静,是办学的极佳之处。由于历史的原因,书院遗留的古代建筑不多,现存建筑多为八O年代修葺、重建,但其平面布局、建筑风格及建筑规模基本上维持原貌。书院由五个院落并列组成,居核心的主体建筑有棂星门、礼圣门和礼圣殿。礼圣门前有泮池,状元桥;礼圣殿之西为先贤书院,包括前院和后院两个院落;“白鹿书院”为礼圣殿之东的一组建筑,有御书阁、明伦堂、白鹿洞和思贤台等;“紫阳书院”门楼、崇德祠、行台为白鹿书院之东的一组建筑。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在河南省登封县城北三公里的嵩山南麓,太室山下。因为它坐落在嵩山之阳,故名。它与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商丘睢阳书院并称中国古代四大书院。
    北魏太和八年(四八四年)在此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徒数百。隋改建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之地。五代后周时改为太乙书院。宋至道三年(九九七年)赐名为太室书院,宋景佑二年(一O三五年)赐额改为嵩阳书院。宋代大儒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等均曾在此讲学。金、元时废。明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年)重建,清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再建,仍名嵩阳书院,盛极一时。
    现存建筑及布局大体保持了康熙年间重建时的基本建制,中轴对称,院落宽敞,主体建筑五进,两侧配以厢房,有房舍近百间。中轴线上的建筑依次有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藏书楼;东西两厢各有四勿斋,博约斋、三益斋、考场、丽泽堂及廊房等。嵩阳书院内先圣殿、讲堂、道统祠、藏书楼等祭祀建筑与教学建筑互相穿插,独具特色。

                            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

    原址在今河南商丘县城。后晋时杨懿曾在此建南都学舍,教授生徒,戚同文曾在此就读。后杨卒,戚同文继师业讲学于此,聚徒百余,称为睢阳学舍。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曹诚就其地筑学舍150间,聚书1500卷,广招生徒,时范仲淹就学于此。天圣四年(1026),晏殊知应天府,延范仲淹执教,整饬学风,成“中州一大学府”,宋初兴学自此始。院址属应天府治,因以为名。宋初四大书院之一。商丘旧名睢阳,故亦称睢阳书院。毁于明清两朝。

                            石鼓书院

    原址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唐元和间曾为李宽中秀才书院,北宋至道三年(997),李氏族人士真据此复建书院,会聚儒士讲学。景祐二年(1035),知州请得赐额“石鼓书院”及学田,后改为州学。现湮没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