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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德的故事………………………………………………………王安忆
作者:王安忆 发布时间:2010/1/27 点击次数:7151 字体【


旅德的故事

    万民啊!拥抱在一起!
    和全世界的人接吻,
    弟兄们──在上界的天庭,
    一定有天父住在那里。
                ——摘自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曲席勒所作《欢乐颂》

  似乎,所有的在这之前或在这之后的故事,都是从海德堡开始的。
  那是到了西德一个月之后,代表团已经回国,而我留在了德国。送走代表团,走出法兰克福机场,坐上黄先生的汽车,汽车行驶在漆黑的夜晚里的高速公路上,心里竟会升起一股茫茫的凄凉的感觉。代表团回国,就好比突然的撤离了一道温暖的围篱,这围篱是由我所谙熟谙透的人情与人事交织而成,也许其中有多少不快与不便,却是绝对安全。我们走在异国的旅途上,唱着中国的歌,窗外的风景如拉洋片一样美妙地拉过,我们便想:这就是德国。这时候,我缩在汽车的后座里,耳朵灌满了汽车在公路上不限时速的疾驶的声响,那是一种喧闹而又寂寞的声响。我的心情就好像是,我第一天到了德国。那过去的一月的旅行,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经验,却已经使我疲劳而想家,兴致是到了极低点。我就像是仅为了不辜负黄先生的好心邀请,才留下的。
  黄先生实在是一个很倒霉的先生,自他开始出版中国女作家丛书,赔了本不说,第一位邀请的女作家招呼不打一个拔腿就跑了,而第二个的我,则是不领人情且难伺候。他将我从机场领出来的时候,那神情好比是携了一样易碎品,一不小心就要碰个粉碎的,那一刻里他一定是后悔极了。汽车到波恩已是深夜十二点,他生怕我在波恩无聊,连夜安排了我第二日的旅行,随一位名叫袁小平的女学生回家,她家在一个美丽的城市,叫作维思巴登。第二日,我穿了一条牛仔裤,背了一个简单的行囊,拿着一份黄先生送我的搜寻已久的联邦地图,上了火车。火车沿了莱因河行驶,那是一条罗曼蒂克的路线,可我的兴致依然很低,想家,还想与代表团一起的快活的日子。这一种想念像一桩缓解不了的心事,始终的,永远的梗在了我的心里。在我以后的旅行中,我一直怀了这一桩心事,因此,我再不可能彻底的快乐起来,而以后的旅行,意义也全不在于“快乐”这两个字了。
  到维思巴登的第三日,袁小平带了我去海德堡,为了一场露天广场的贝多芬音乐会。
  我好比是第一次到海德堡似的第二次到了海德堡。第一次到海德堡,是我们从斯图加特往波恩附近一个名叫“磨房”的地方所路经的。是一个雨天,我们冒着雨去了王宫,后来雨停了,我们不冒雨地逛了老城。随了我们的司机和朋友米歇尔斯,吃了一顿极古怪的墨西哥午饭,在商场买了一些文具,穿过几条小街,在大学广场前的咖啡店吃了冰淇淋。听讲了海德堡大学的学生监狱,听讲了海德堡由于一个法国军官的布尔乔亚情调,而在二次大战中免遭炮击的可爱的故事。然后我们就上了汽车,向“磨房”进发。汽车驶进了海德堡,我便愚蠢又可怜地开始寻找我们前一次的足迹,好像要以那些匆匆的足迹安慰自己孤寂的旅途。
  汽车驶上了石块拼成的街道,穿过几条大街和小街,最后停在一盘小小的珠宝店门口。街上静静的,停了几辆汽车,有一个男人让出他的车位给我们停车,店铺关着门,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天气很好,太阳照着石块相拼的街面,暖烘烘的。袁小平和我站在了珠宝店的门前,小小的橱窗里放了不知为什么有些陈旧而黯淡的首饰。她按了铃。
  袁小平是一个出生在德国的中国女孩,在波恩大学读中文。我问她,为什么要读中文,不是读了中文很不好找工作?她回答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却不会说中国话,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么简单,她在海德堡大学读了一二年级,然后,也就是不久前转到了波恩大学中文系,海德堡有她许多同学。门(同:口兹)(同:口兹)地响了。我们推进门去,走过珠宝店的侧廊,上了楼梯。木板楼梯在我们脚下吱吱嘎嘎地响,有两个德国男孩站在三楼的转角处迎接我们。一个是淡黄头发淡蓝眼睛的,别一个则是黑头发黑眼睛。这是一套小小的公寓,这两位学生合租的。一共有两间卧房,一个厨房兼餐室,一个淋浴房,厕所则在外面楼梯转角处,这一层楼面合用。厕所的窗户是朝北的,望出去是一片屋脊,屋脊上竖着电视天线,似乎马上要飞起一群鸽子,不由想起了上海的后窗,难免又要惆怅一时。
  他们三人手忙脚乱地做饭,那黑眼睛的男孩十分殷勤地说,他早已作了准备,腌了蒜汁,将那蒜汁端给小平闻,小平闻过了又给我闻,我几乎呛了起来,好像有几百斤大蒜浓缩在了这只瓶里,而他们连连地赞叹道:很香。午饭是吃意大利面条,一大锅白煮捞干的面条,一盆蕃茄沙司,还有一块肥皂一样的忌司,用一个多眼刨锉下粉来撒进面条,另外还有一大玻璃缸生菜。那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是德国南方人,此时此刻,我并不懂得南方与北方的含义,只注意到他学的是艺术,就向他询问德国的当代的着名音乐家。那淡黄头发的男孩要略长几岁,淡黄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显得斯文而持重,他学的是医学,于是便谈针灸,还有爱滋病。饭后,又喝了很浓的土耳其咖啡,便送了我们出来。顺路去对面街角的一个书店看了看,这时已是下午两点以后,书店关了门,只能从橱窗里看见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籍。恰巧其中有一本小说集,其中有我的一篇,我告诉了他们。他们回过头重又仔细地看了我一番,似乎要重新评价我似的。然后,我们说过晚上音乐会见面,便上了车,去大学了,有一批同学在大学里等我们。这一天晚上,在内卡河的对岸,与王宫遥遥相对的树林茂密的山上;在四十年前,希特勒为他统治全世界作宣言而建起的万人露天集会场上,有一个音乐会,演奏贝多芬的第九。袁小平请她的同学们买了票,我们将去那山上听音乐。
  汽车停在学校的停车场,走出停车场,便有两个男孩朝我们跑了过来。一个男孩是学英语的,他脸上始终含着谦逊而温柔的微笑,他用很温和很谦逊的语调说英语,使你不得不听懂了,如实在听不懂便十分的抱歉,觉得自己是很没有道理的。另一个高高大大的已有了绅士风度的男孩是学中文的,因此便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史耐德,他们都是我另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了。当我听说了他的名字后,便说,好像有一个影星也是叫这个名字,他彬彬有礼地用清晰准确的中文说:“是的。可是她是女的,而我是男的。”这时候,我看见了我们上次吃冰淇淋的小店,那小店就在我们站的地方的对面,很近很近。见我望那里,学英语的男孩便很温柔地问我,想不想吃冰淇淋。我惭愧地连声说不想,他却一径微笑着。然后史耐德告诉我:“音乐会是七点,但是五点半就要出发,因为要爬山。现在是三点,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可以喝咖啡,谈话,也可以玩。”我说我想去看一看闻名已久的学生监狱。于是我们走过了几条碎石拼成的小街。那都是一些狭狭的长长的小街,两边是高高的墙,墙的高处有一盏古老的路灯,那路灯使人想起一些酱黄色的温暖又凄楚的图画。脚步踩在石子路面上,会激起清脆的回音。
  一百年前的学生监狱,紧闭着森严的大门,我们以为过了参观的时间,却不甘心地去推那门。门无声地开了,涌出杂沓的喧声,狭狭的木楼梯吱吱扭扭的叫着。我们上了楼梯,一扇房门里,却幽灵似地闪出一个男人,要我们买票。墙上,天花板上,楼道上,涂满了乱七八糟的图画和文字,那阴森的房屋因了这些胡涂乱抹顿时活泼起来。那一百年长久的新鲜的活力在这阴森的老屋里流动。犯了校规的囚犯们在墙上画着他们的自画像,黑色的剪影,戴着昔日的学生制帽。参观者们高声地读着墙上的字句,然后朗朗地笑。那囚室里的黑色的铁架床是多么的冰凉啊!那冰凉的房屋全因了这铺天盖地的热烈的胡涂乱抹而暖和起来。史耐德为我翻译了两首诗,第一首是一首爱情诗,写一个囚禁的寂寞的夜晚,想念他的亲爱的姑娘,另一首则和文字有着关联,全文如下:
  诗人们写作的对象是人;
  可是人是多么不值得写,
  如果诗人到了这里,
  保险他什么也写不出来。
  这一座西德最古老的大学的古老的监狱,因了这些胡说八道霎那间变得十分的年轻。世界上大约再没有比这更叫人起劲的监狱了。我们欣赏着这些失了自由的人们的一百年前的呼声,楼梯上却忽然一阵吱吱嘎嘎的乱响,上来了几个学生,为首是一个深色头发穿大红汗衫的男孩,背着登山包,拿着照相机,腾腾地走到我面前,自我介绍道:我叫啤酒恩,然后又指了一个女孩,这是我的法国朋友,帕斯卡亚。他像一个真正的记者一样退后几步,对着我疾速地按了一下快门,我来不及地微笑了一下,闪光灯辉煌地照耀了这阴暗的楼道。他用简单的中文说道:我们要走,因为要占位子。
  走出学生监狱,天忽然的阴沈了,啤酒恩沿路退一张多买的票子,大声作着宣传:这是贝多芬的第九,第九啊!人们说:天要下雨了,对不起。然后勿勿地走过。天是阴沈沈的。我们走到了老桥的桥头,桥头有一支交响乐队在奏乐。啤酒棚里坐满了人,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史耐德告诉我,在1945年3月29日,停战的几日之前,老桥终于被炸毁了,然后又修了起来,因为海德堡人不能没有这座桥。这座桥通过内卡河,通向对面的树林茂密的山,那山的名字是一个传说中的巨人的名字,那巨人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巨人。今天,这一支管弦乐队的演奏,史耐德猜想是与这一座桥有关联。他又引我去看桥头的一个铜像,是一只类似猴子的奇异的动物,手持一面铜镜,这铜镜是一个机会,使人真正认识自己的机会。我一时想不出这一个机会与这桥,与这桥下的内卡河,桥这头的老城与那头的山林有什么联系。天阴得可怕,果然下了一阵小雨,已经走过桥的啤酒恩又远远地返了回来,要我们快走,因为有长长的山路。贝多芬的音乐会是在七点准时开始。我们跟上了他,走过了老桥,抵了河的对岸。岸上的台阶布满了潮湿的青苔,走完布满青苔的石阶路,我们上了堤岸。隔了一条内卡河,我们看见了对岸的海德堡王宫,那是一座王宫的虚墟,隔河望去,是那么壮阔的美丽。史耐德说,那边有一条哲学家大道,他可以陪我走一走。可是啤酒恩说,没有时间了,还有长长的山路。那四十年前希特勒建造的万人露天集会场是在高高的山顶。于是,我们只得弃下了智慧的哲学家大道,上山了。
  山路铺满了潮湿的落叶,落叶已铺起了很厚的一路。两边是高大的松树,将本来就阴沈的天空遮得更暗了。史耐德开始给我讲一个他编的童话,我漫不经心地听着,直到我们下山的时候,我才明白这童话与他的人生严肃的联系。而我这时候并不明白,我只是吃力地走着山路。啤酒恩他们早早的走到了前边,只剩下了我和史耐德。上山的路虽平缓却一径向上,不给人休息。柔软的落叶陷着脚,树林阴森而威严。透过树林,起先还隐隐看得见微亮的内卡河,似乎还能隐隐地听见河对岸小号嘹亮的音响。而山道陡地一转,便什么也没有了。风吹过树林,沙啦啦地响,史耐德的童话很长也很曲折。树林将天遮得黑尽了,好像是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天好像又开始下雨,衣服和头发都湿了,而昂起头去,却没有一滴雨点,树梢上露出远远的蓝天。啤酒恩又沙沙地跑了回来,回来对我们说:要快,否则座位就没有了,因为那是一个露天的会场,没有座位号码,去晚了,就没有座位了。他慰问似的在我身边走了一会,说:我们不想告诉你还要爬山,因为怕你听到要爬山就不来了。我说,这怎么会呢?爬山与音乐会是同样有趣的。他说着走着,又走到前面去,追赶前一拨的伙伴了。因他总是这么前后来回地走,所以他至少是要比别人多走一半的路程。
  走出黑压压的树林,眼前忽然一亮,到了一个平台,有水龙头。于是,大家在水龙头前洗了脸,喝了水,继续向上。从这里开始,路途不再寂静了,越来越多的人汇集到这一条上山顶的道路,都背着登山包,穿着登山的简便利索的行装,一伙一伙的上山。啤酒恩又走回来报告说,那买多的一张票已经退掉了。史耐德的童话讲完了,他开始背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很惭愧我却背不下来。树林开始稀疏,天空亮了,还有微微的蓝色。上山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有的超了我们前去,又有的被我们超过,大家一齐向山顶进发。山顶有一个四十年前希特勒建造的露天万人集会场。这四十年里,这会场从来没有使用过,因为这会唤起人们不愉快的记忆。它荒芜了四十年,今天是四十年来第一次使用这个会场,要在那里举行音乐会,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
  树林渐渐疏朗了,山坡平展了。平展展的坡地上,有着许多饮料棚和三明治棚,还有一行没有尽头的铁筒似的厕所。前边是宽阔的台阶,登登地上了台阶,便看见了一个辽阔的环形会场,已经坐满了人。无数层环形的石阶后面是绿色的山峦,荒芜了四十年的石缝里长着茂盛的野草。远远的下边,石砌的舞台上已扎起了篷帐。蓬帐下排列着谱架和椅子。啤酒恩为首的一群学生如一支士气很高的军队,嗖嗖地插入已坐满了的观众席,开拓了一片空位。然后,便迅速地从背囊里掏出塑料布,铺在冰凉潮湿的台阶上。那位温柔的英语系学生细心地铺好一件鲜红的雨衣,让我坐下。坐定之后,我便询问音乐会的票价,我想我应该付还我的票钱,而他们一致地说道:“零马克。”而后又说:“你是我们的客人!”于是我便不再坚持,因我非常乐意做他们的客人。天有些蓝了,风吹在我们热汗淋淋的身上,十分凉爽。四十年的荒草,全被各色塑料布压弯了,人声鼎沸,互相传递着可乐和三明治,大声招呼着留了位子的伙伴,几乎每个人的膝前,都像竖了枪似的立了一把雨伞,伞尖插进石缝之中。啤酒恩前前后后跑着地接来了他的爸爸和妈妈,他的爸爸妈妈也同样的年轻地背着背囊,从山的另一面大汗淋漓地爬了上来。要找的人都找来了,要等的人也都等来了,一个也没拉下,全挤在了一处。大家非常快乐,莫名其妙地拍着手,叫喊着。那环形的楼梯上升的石阶后面,山峦雾蒙蒙地伫立着,又苍老又年轻的样子。广场上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孩子,四十年前的往事于他们犹如隔世的传说,他们快乐地打着呼哨,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乱七八糟地笑着,男孩与女孩温柔地拥抱着,吻着。舞台依然空寂着,只有几个电视台的记者准备着录相。这时候,有一位先生走上了台,全场立即肃静下来。那先生走到麦克风前,却向大家致歉道:乐队演奏员还末到齐,所以要延误十分钟。满场的呼哨声,掌声,笑声,轰然而起,震天动地。那先生弃下喇叭逃窜似的下了场。于是大家便更加快乐地拍手,呼哨,笑和叫喊。我想着,这四十年里,这山谷该是多么多么寂静。据说,人们都不愿意从这里走过,那石缝间的荒草长得多么茂盛啊!我只在纪录片和漫画里看见过希特勒,我脚下这一座石砌的足球场似的会场竟是希特勒的遗作,就像一个古老的童话似的,其实只有四十余年的时间。我等得有些累,便用双手撑着台阶,石缝间茸茸的青草摩挲着我的手心。人们叫嚣着,一片片地掀起声浪,嚷着“开始吧!”人们快乐地跺着脚,一剎那间,将那荒草全踏平了。年轻的男孩与年青的女孩温存地亲爱着,把什么都忘了。啤酒恩的妈妈给大家发糖,是一种彩色的清凉糖,大家便安静地吃糖。这时候,乐队上了场,合唱队上了场,指挥也风度翩翩地上了场。掌声轰起之后便陡地肃静了。
  《费德里奥》序曲奏起了。在那青青山峦的巨大的环抱下,在那二万人聚集的广场的环抱下,在那层层石阶庄严的环抱下,那一具舞台是十分的小,那一支乐队是十分的小,那一句乐声是十分的微弱。微弱的乐声缓缓升起,在回荡的风声之中,缓缓升起,乐声渐渐地注满在这山峦之下的广场之间。在这几乎要是庄严的一刻里,却有一个男子,捧着饭盒,从容地穿过舞台,为那摄影师递了去,人群里便有愉快的笑声。那笑声与那肃静,与那庄严的乐曲,竟丝毫没有一点冲突,于是,我也笑了。这时候,忽然小号响起了,小号是在场外响起,这是《费德里奥》序曲中着名的段落,小号嘹亮有如征战的号角,在场外悠扬地响起,穿过万头攒动的广场,与前台的乐声汇合,又好像领导了前台的乐声,翻过了青山,越过了河流,豪迈地远去。二万个人一起转动了脑袋,寻那小号声去,在广场后面,高高的山峦上,有一座石堡,号声似乎就从那石堡里遥遥地响起,这是戏剧性的段落,而小号已与乐队汇合,从那神秘的幽森的古堡里消失。人群里掀起惊喜的声浪,贝多芬依然在镇定地歌唱,人们这才又渐渐地静了。
  然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奏起了。几乎是与第一个乐章的第一个乐句同时起来的,最高的一级台阶后面,那最后的一排山峦,那极远极远的天边,忽然的,滚滚而来一阵雷鸣,雷鸣如礼炮一般,轰然而起,蛇形闪电无声地在山顶上黛色的天空里舞蹈。这是神圣的一瞬间,地动山摇。音乐在远去的雷声之间紧张的急促的聚精会神的行进,雷声滚滚而去,滚滚而去。乐声逐渐强大起来,压倒了山谷间回荡的风声。那微弱的音量却以一股威慑一切的气度,压倒了呼呼作响的风声。乐声像乌云一样,弥漫在二万人的头顶。雷声又骤然而起,闪电在天空飞舞,这是一幅壮丽的图景,二万人被这图景征服了,连最最快乐的孩子都忘了嬉笑。山峦上,参天的大树无声地摇摆起伏,好像深绿色的波涛,雨点落了下来,人们都没有动。那正是乐章之间的间隙,四下里一片雨打树林的寂静的沙沙声,那是最深最深的寂静。那寂静的沙沙声好像是一个巨人的脚步。我想起这一座山的名字是一个力大无穷、无所不能的巨人,这巨人是谁?乐声又起来了,那是如歌的柔板,在雨声的沙沙的衬托下,乐声是沈思着进行。雨声却响亮了起来,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雳,大雨倾盆而下,二万个人几乎是在一秒钟内,站起身来撑开了伞。二万具五颜六色的伞如春天绽开的鲜花一样高高地举了起来。人们忽然快乐地笑了,二万个人快乐地笑着高举着伞,站在威严的层层石阶上,望着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雨中进行。指挥台恰巧是在帐篷的沿外,剎那间那指挥已成了一个疯狂的水人。而他挥舞着指挥捧,激昂地甩着头,乐声没有停止,乐声进行着。雨点急骤地打在二万柄鲜花般的伞顶上,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乐声消失在雨伞的巨响之中。只见那浑身透湿的指挥愤怒一般地挥动着指挥棒,就像在指挥一支乘胜的军队。人们笼罩在雨声的巨响中,快乐地笑着。雷声大作,闪电在头顶上的天空盘旋。灰暗的天空被雪亮的闪电撕裂了似的,惊心动魄而却瑰丽地明暗着。忽然之间,那遥远的、在台阶最最底下的舞台上,合唱队员们庄严地站立了起来,无声地张开了宏亮的歌喉。乐队无声的雄壮的演奏着,合唱队无声的激越的歌唱着,歌唱着那着名的诗句──
  欢乐啊,美丽的神的火花。
  在这一剎那间,我忽然的、不知为什么的想起了波恩的贝多芬广场,波恩的绿茵草地上水泥管垒成的贝多芬头像,贝多芬的小街上的故居,而那故居里其他什么都忘了,独独地想起了贝多芬的助听器,那是如喇叭一样,如吹火筒一样的,生了绿锈的破烂的助听器。那助听器忽然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充满了绝望的神情,这是最最彻底的绝望的神情。我这才明白,为什么那故居里其他什么我都忘了,独独地记得这助听器。那是多么多么绝望的形状,如果绝望也有形状。那是犹如宿命一般的绝望。我不忍去想那助听器了,我无法去想那助听器。我避开那助听器,却想起了一个传说:有一支送葬的队伍悲恸地行进,却看见道路上有一个人在徘徊,习俗以为送葬的队伍从身后走过是不祥的预兆,那道路上的人顿时将被恶运攫住。可是,送葬的队伍忽然认出了那人。他们便说,“等一等,是他。”送葬的队伍说:“等一等,是他!”送葬的队伍停止了脚步,目送他走远,才继续上路。我永不能忘记这一个不甚可靠的传说里,送葬的队伍说:“等一等,是他。”令我感到一股彻心的安慰。乐队无声地演奏着,合唱队无声地歌唱着,歌唱道──
  欢乐啊,美丽的神的火花。
  雷电如蛟龙一般在空中旋舞,雨哗哗地倾注,在我们脚下注成千万条小溪,沿了石阶一级一级流淌成快乐的爆布。乐队与合唱队歌唱得无比激昂,歌声融进了雨声、雷声和松涛阵阵。就在这时候,我忽然的有了一个奇异的念头,我觉得,我们,我们二万人全成了贝多芬。这里有二万个耳聋的贝多芬,二万个欢乐的贝多芬。我们二万个贝多芬伫立在雷电交加的苍穹之下,无声地歌唱欢乐的颂歌。指挥作了一个伟大的悲壮的绝望的又希望盈盈的结束的手势,乐队站了起来。
  二万个人,谁也不离开,二万人全站在水流潺潺的台阶上。雨,渐渐地息了,雷声滚滚地远去了,人们收拢雨伞,雨水沿了伞尖流入台阶的石缝里,荒草之间又长出茸茸的青草。指挥复又转回身去,乐队坐下了,重新,又一遍地演奏第四乐章。这是神灵的旨意,随了乐声渐渐起来,雷声又滚滚地来了,雨又蒙蒙地下了起来。乐声激越地行进,雨点便也激越起来,只在小小的休止的时候,停息那么小小的一瞬,那是真正的休止,那是真正的肃静,四下里没有一点声息,连风声也偃止了。雨点顺了伞尖,无声地滴进石缝间的青草上。乐声又起,雨声复起,合唱队又一次地起立,庄严唱道:
  欢乐啊,美丽的神的火花。
  欢乐的颂歌在雷电中升腾,这真是一幅奇异的景像,二万个人背着行囊,裹着绑腿,走过纵横交通的石子街面,经过昔日学生监狱的森严的门前,穿过毁后重建的老桥,背朝着一座王宫的废墟,踏着铺满落叶的山路,登上山顶,来到一个抛荒四十年的战争狂人的遗迹,在这遗迹上演奏二百年前的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欢乐颂”。这就好像是二万个人一起来赴一个共同的约会,一个预定了二百年或更长久的约会,为了赴这一个欢乐的约会,二万个人走过了二百年的崎岖的道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约会啊!
  乐声和歌声一起止了。雷声滚过山峦,向天际远去,乐队退下了舞台,人们纷纷走动,跨过一梯一梯的石阶,向山下走去。天已擦黑,飘着无声的雨丝,忽然,身后响起一片整齐的歌声,一群人站在台阶上,朗朗地唱道:
  “欢乐啊,美丽的神的火花。”
  当他们唱完一段之后,走散了的人们便回过头去热烈地揶揄地鼓掌,然后又另有一队人站在另一层台阶上唱道:
  “谁有那种极大的幸运,能和一个友人友爱相处。”
  再有人接上去唱:
  “一切众生都从自然的乳房上吮吸欢乐。”
  歌声从这边,那边,夹了掌声,叫声,呼哨声,纷纷响起:
  “弟兄们,请你们欢欢喜喜,
  在人生的旅程上前进,
  像行星在天空里运行,
  像英雄一样快乐地走向胜利。”
  我们一梯一梯地跳下石阶,为了抄近路,放弃了现成的平缓的盘旋的山道,直接从陡坡上往下冲。树林茂密的山间已是夜晚,天蒙蒙地下着雨,人们一起往山下去,背着行囊,穿着登山鞋,哼着歌儿。落叶好像比来时更深更厚了,深深地陷着我们的脚,直到脚背,松树好像比来时更高更大了,严严地遮着天光。人们小跑着下山去,如一支胜利解散了的大军。下山的路似乎比上山的路近得多,我们转眼间下到了山底,隔了内卡河,我们忽然地看见了夜幕里的通体透明的王宫。那王宫的废墟通体透明,灿烂辉煌,在黑沈沈的夜幕上,犹如一个古老的神话。
  这天晚上,我们在一个便宜的希腊饭馆吃了饭。我们和一些不相识的人们朋友似的坐在一条长桌的两边。当我们摸出照相机要拍照时,我们旁边的一对中年夫妇便好心地接过照相机去帮我们拍照,转眼间,我们已与他们熟识。然后,他们旁边的又一对年轻的夫妇又接过照相机去,好心地要为我们合影,以为那中年夫妇与我们是一伙的。那中年妇女离去时,特地绕过长桌,走到我面前,用英语对我说:“祝你在德国非常非常快乐!”
  吃完饭,自己付了自己的帐,然后,他们商量了一会儿,便郑重地要请我喝酒,酒是小小的透明的一盅,很平凡的样子,却令人警觉。史耐德、啤酒恩、帕斯卡亚,学艺术的南方人,袁小平,还有酒巴里的希腊籍的老板和伙计,一起庄严地看着我,我毫不犹豫地全部灌了下去,于是大家一起大笑了起来。
  我们走过一座新桥,桥那边,是通体透明、灿烂辉煌的王宫的废墟。我们在望远镜里投了一枚分币,了望那王宫,王宫近了,却暗淡了,模糊了。几秒钟过去,望远镜关闭了,那陡地推远了的王宫,如一颗灿烂的明珠,停在了遥远的山那边。其时,已是第二日的凌晨两点。
  在这第二日的凌晨两点,我想着前一日的夜晚。我想着,二万人背着行囊,打着绑腿,走过纵横交错的小街,走上几经苍桑的老桥,走过铺满落叶的山道,登上一个抛荒四十年的屈辱与痛苦的遗迹,去赴一个二百年前的庄严而快乐的约会,这就像一个不仅是贝多芬,不仅是音乐,不仅是艺术,也不仅是哲学的一个简朴而伟大的真谛。
  雨,已经彻底地停了,天上甚至有了几颗星星,我们在微明的深夜里,上了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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