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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莱古国与西周王朝之关系——从黄、渭两河流域出土的有铭青铜器谈起
作者:孙敬明 发布时间:2005/4/29 点击次数:4454 字体【

  莱为东夷古国,其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且地处东海之滨,是内陆与海外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孔道。据《尚书·禹贡》称“海岱维青州,潍淄其道……莱夷作牧。”《史记》称齐太公始就国,营丘边莱,“莱人与之争营丘。”据典籍与新出土铭文合证,莱为子姓,其与夏商王朝类有交往,尤其近在济南大辛庄出土商代龟甲卜辞,此将改写山东诸夷与商王国交往关系之历史。同时,由于传统“夷夏之防”观念之拘囿,进入西周时期,有关莱国的历史记载稀如星凤,后世若要究其历史根蕴,可谓属极艰难。降至清季,对此,山左齐鲁先贤尽管颇多用力,然总是创获未多。孔老夫子去古未远,其对夏商礼制,尝称杞宋皆不足徵,盖因文献不足故也,云“足则吾能徵之矣。”时至今日,考古学已号称发达,金石文物出土日多,尤其带有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往往自报家门,其於古史典籍,补苴创获,所在多有。兹有莱国为例,其於西周初年即已立国都于黄水河流域。今检山东出土商周有铭青铜器之区域中原或江淮古国,足证当时莱与彼地交往之历史。并且经由莱地交往之关系,往出海东,亦极便利。考古发现早至新石器时代海上交流的遗存文物,以及山东与辽东半岛所出土有相同铭文的商周青铜器,均堪当为明证。
  西周王朝地处秦川关中,其王畿则主要在渭水流域,此地则是天下出土西周有铭青铜器最为众多的区域。如铭近五百字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和文至284字的西周墙盘,尤其年初眉县杨家村一窖藏出土西周铜器27件,件件自铸铭文,合共约四千余字,这应是空前的大发现。并且令人称奇的是,这27件铜器属同一家族成员所铸有,而这个一举闻名于天下的家族即是西周名门——单氏。尽管这批青铜器的铭文数量还在清理研读中,其中所蕴涵历史之博大信息尚待解绎,然其意义之重大,则是毋庸置疑的。
  早在20年前黄水河流域的黄县(今龙口市,下同)庄头一带即出土单氏家族所铸的青铜器。后来,笔者就此也写过文章1,现在再提起笔来写这篇文字,则实在是由于眉县杨家村这27件单氏铜器的重大发现,所给予我的强力震撼。
  因此,我们拟将黄水河流域出土的西周有铭青铜器,依其出土地点、铭文内容、相关人事,来与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西周王畿渭水流域出土的相关西周有铭青铜器进行横向的比较联系,俾从中发现东莱古国与西周王朝和其他诸国的交往关系,进而阐述西周时期东莱古国与中原内地的频频交往,以及东莱故地所处海滨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作用等等。并且,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相关铭文书体诡谲,印制亦颇烦难,故此酌予隶定,旨在便于印制。凡此,并不影响笔者对有关研究考释结论的信服与推崇。

  据王献唐、陈梦家等所辗转称录的,黄县王道新所撰《黄县志稿·金石目》载,“光绪二十二年春,城东鲁家沟田中起古铜器十;钟三,鼎二,一鼎破碎,钟无款识;尚有盘一壶一,盘无款识,壶亦破碎;若 若 若觯,皆有铭。俱归丁斡圃。”2在此需要称道的是,这位黄县当地的丁斡圃,据王献唐《黄县  器》书称,丁是清代山东继陈介祺与吴式芬之后的第一位大金石学家。还有首次发现甲骨文的福山王懿荣在其给丁斡圃的信札中,亦称述丁斡圃的收藏若按时间计,其数量、质量亦不在全国著名金石学家潘祖荫之下。丁斡圃家资富足,醉心于金石文物的收藏。王献唐称其,对外地出土的文物类有文字才肯收藏,而对其桑梓出土者则不计有无文字,悉数收藏。我们今天还得感谢这位当地的金石收藏家,能及时集中地收藏保管研究这批青铜器,使之出土的时间、地点与组合和铭文内容等得以完整系统的保留下来,对研究当地的历史确是贡献至大。3
  其中一件铜鼎铭曰“莱伯作旅鼎”,关于第一“莱”字,王献唐在其《黄县 器》中释之为“华”,是一个不见经传的小国。4陈梦家在其系统研究西周铜器断代中,则明确释此字为“莱”。再由近年日照崮河崖出土的莱伯鬲证之,5陈氏所释确当无疑。并可发现,自西周早至晚期,莱国之君通称为“伯”,与后来《左传》所记称“公”不同。还有关于莱国之姓,或因《左传》中所记齐姜薨,齐侯召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赴,故后有伐莱之役,而认为莱国姜姓。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试想齐侯召的是诸姜宗妇,即齐姜姓王室宗子之妇,又怎么能去召莱君呢?这位被召的“莱子”,只能是莱国之女嫁与齐姜姓王室为宗妇者。此“莱子”,当如“齐姜”、“鲁姬”,“子”乃其姓。还是日照崮河崖的铜鬲,其莱伯所媵之女亦称“莱子”,可见文献与铭刻合证,莱为子姓也。
  陈梦家指出:“莱伯之鼎出土于黄县莱阴,乃莱国之地。师雍父组之甲器亦出土于此,则知西周初之莱地已有周人驻戍,因其地本是子姓之族。由本文7、8两器,可知王征东夷,曾至于此。”6由此可证,东莱古国,自西周初年即与王朝发生密切的关系。此因在于,一是其为东夷强雄,二是其处地理环境特殊,有便利的海上交通条件,和与辽东海外频繁的交往;隔海相望则是殷商王族箕子的居息之地。正是西周王朝出于安靖东方的需要,故派重要军师首领远师直驱东莱,并留有军队驻戍。若如陈氏所言,“王征东夷,曾至于此,”则这位周王则是西周时期第一位远征至东海滨的君王,这种有国之初,劳师东征巡狩海上的风尚,或可由此王而起。史书记载,周代的穆天子是一位远行东西方的君王,看来这种远足千里万里,亦是出于边境地方安定的考虑,亦或有巡视远方风光景物的欲望之因素。如果王征东夷,确曾至此,则其正是春秋时期的齐景公、战国时期的齐威王,秦代的始皇,汉代的武帝等先后巡行东方海上的先驱者。
  还有一件旅鼎,陈梦家文中引称,“《山东金文集存》说此鼎与禹鼎、禹 都是‘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出土于黄县之莱阴’,而《贞松堂集古遗文》4·21·1则只记 出土于黄县。”旅鼎铭文称“惟公大保来伐反夷年,在十月又一月庚申,公在  ,公易旅贝十朋,旅用作父尊彝。来。”此鼎铭最末缀有国族名, 陈梦家于此未释,唐兰在其《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中释之为“来”。此鼎即出土于莱阴,其本莱国之地,此铭之“来”,应是莱国之“莱”。并由文字发展演变的规律推考,文献所记莱国之“莱”,其初应用“来”,或作“ ”,这在甲骨金文中有明证,而后来文献则作“莱”。由此旅鼎足证,莱国上层已与周王朝有密切关系,并且旅作为莱国的重要军事首领,其例应参与王师征伐反夷的军事行动,故尔得大保的赏赐,且旅自引以为荣耀,作铜鼎以鉴永远。
  鲁家沟出土的禹   、禹鼎,两器铭文互校,虽禹名之字稍有别异,然仍可定其为一人,且两器所记之事在同年和大致相同的区域。禹   铭曰“惟六月既死霸丙寅,师雍父戍在古 ,禹从师雍父有史禹吏于胡侯,侯蔑历,易禹金,用作旅   ”。禹鼎铭“惟十又一月师雍父省道至于胡,禹从其父蔑禹历,易金,对杨其父休,用作宝鼎。”前在六月,师雍父驻戍在古,禹先至于胡;后在十一月,禹又随师雍父省道于胡。关于“古地”,陈梦家、李学勤等均考其在今安徽阜阳附近,《后汉书·郡国志》曰:“汝阴本胡国。”“今安徽阜阳县西北二里有胡城。”考此胡侯,其应或淮夷之国,其所处军事地理位置重要,是王师南下的孔道,亦是南国金锡输内的必由之路,故历代周王极重视此处的军事戍守。禹随师雍父于军中,为其特使殷见于胡侯,得胡侯赏赐,可见其处理外交之能力。第二器则记五个月后,禹从师雍父到胡地省道,因禹上次事已办妥,胡侯亦必尽职,故师雍父又对禹进行赏赐。
  关于鲁家沟出土的这组青铜器,迄今已面世百余年,虽对其铭文迭经考释,然之为何在此出土及其与当地之关系则鲜有论及。首先从其器物组合看,有钟、鼎、 、盘、壶、 、觯等,可谓礼、乐之器合备。其中三件钟,无有铭文,其不类于后来的编钟,故数量较少,但其却又是迄今山东地区所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钟,且同出三件,证明早期莱国的礼乐文明。考古发现进入春秋时期,山东古国以莒国出土的乐器为多,且大墓中用于随葬的现象亦较普遍,这即从旁证明东夷古国的礼乐文明有悠久的发达历史,故孔夫子所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是十分切合实际的。鲁家沟这批青铜器,其包括礼乐,实用则有炊爨、饮酒、沃盥和汲盛诸器,可见门类较全,这在同期山东古国中亦较少见。按其组合、用途和相关铭文推断,这些青铜器应或出自墓葬,并且墓主还有可能为禹。这位禹在西周王朝重要军事首领师雍父的麾下,作为军事使节,奔走于江淮与东方海滨,斡旋调停于王师与地方诸夷间,为周王朝安靖东方,作出了贡献。同时,从这批青铜器集中出土此地,证明莱国的青铜冶铸和文化艺术的发达水平,无论器物造型,花纹装饰以及铭文篇章和书体结构,较之中原诸国,丝毫不显逊色。再较之近邻之齐与鲁,反而此时期两国的有铭铜器则不及莱国者多,当然这不啻是仅此一批,而是从黄水河流域出土的与齐鲁同时期之相比较的结果。禹作为王师的使节,金文中称“史”,这种职官金文和典籍中恒见,但名称虽相同,然职位分高低,王室与地方国均有之。师雍父在西周前期的金文中和典籍中恒见,但名称虽相同,然职位分高低,王室与地方国均有之。师雍父在西周前期的金文中出现的频率极高,俨然当时王朝的军事首脑,并且当时的主要军务是平靖东方。有关其征伐淮夷、东夷以及荆楚的铭文甚多,并且其曾在郯地驻戍。郯之与莱,均处东方濒海,南北相望,同为非常重要的军事地理区域。禹在师雍父军中为史,证明其地位类于王所差遣之史,类有太史之职掌。并且其能妥善处理王室与新征服地方国之间的关系,尤其保持江淮稳定,金道通畅,保证王室礼、乐、兵器铸造原料充足,确是一件不容易的大事。由此亦可看出,这位禹有广泛的知识和极强的外交能力,此从侧旁亦证明东莱古国文化之发达水平。
  饶有趣味的是,在这批铜器出土约60年后,在黄县以南的栖霞大北庄出土西周晚期铜鼎一件,其铭文为“胡只生作成 媵鼎,其子子孙孙永宝用。”此铭之“胡”,即上揭两器之“胡”,这是胡国所作的媵器。“成 ”是胡女嫁归成国为妇者,成国在今山东西南境,其与胡国相去未远。然此鼎在当时莱国地今之栖霞出土,其中原因待考。7然从禹多次到胡国,并频频活动在江淮之地的现象,知其与胡国的关系密迩,故后世子孙亦相交好。
  1975年陕西位于渭水北岸的岐山县董家村,发现一西周末年的铜器窑穴,出土青铜器37件,其中30件带有铭文,内有一件成伯孙父鬲,其铭16字,成伯孙父作浸赢尊鬲,子子孙孙永宝用。简报称 “这件鬲是成伯孙父为亡妻所作的祭器。”“成”,文献作“     ”,为周武王弟叔武的封国,孙父当为叔武的后代。8成国历史,见载于《左传》仅三条,故城在今山东汶上县西北20里。知者,成国的有铭铜器或与之相关者,见于山东栖霞与陕西岐山,两者之间关系由来已久,从西周早期旅、禹用事於王师,到启从王南征(详下),知两地关系愈渐密切。
  1969年黄县归城小刘庄出土四件西周早期青铜器,其中启卣铭文记载王出狩南山,至于上候竞川,启从王征,谨不犹。这大概记启服务于王师军旅,表现好而得到王的褒扬,而作器以纪念。同时出土的启尊铭与之相似,其铭大意;启从王南征,傍山谷,在舟水上,自作旅宝彝。两器所记大致为一事。9与禹所不同的是,启所从的不是师雍父,而是某位周王,其南征的地点,大致在今苏鲁豫皖相接的地域,此与胡地相距不远。我在有关文章中已论及,禹与启乃父子,从禹为史,到启随王南征,由其征战,谨而不犹的表现,足知是一位深谙军机的军事首领。其能从王率征,亦更证明莱国与王朝关系之密切。这些铭文中的旅、莱伯、禹、启均是莱国的重要人物,他们与王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还有旧所著录的过伯簋,记载过伯从王南征荆楚,俘获得金。过,在今掖县,其与莱密迩,10亦证明东莱诸国与王室有较好的关系。

  进入西周中期,王室对东方的局势似感稳定,故对今山东半岛与苏北鲁南一带的东夷古国,不再象初期那样派兵驻戍,而是维持平和的交往关系,建立文化、感情上的友好交往。1980年黄县庄头出土西周铜器一批,其中芮公叔簋两件,同铭文,“芮公叔作旅宫宝簋”。 这两件铜簋造型工整,铭文书体严饬精爽,看是出自不凡之手。早在此前,1978年陕西武功县任北家发现一西周晚期窖穴,出土10件铜簋,均带铭文,其中芮叔宽父簋3件,同铭,“芮叔宽父作宝簋,用享用孝,用锡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简报称:“内,应为国族名,疑是芮族,古芮国,武功地内当有芮族成员的封邑。”芮,姬姓,周文王时所封,地在今陕西大荔朝邑。并且,五篇铭文,均在铜簋,芮公叔与芮叔宽父极有可能为同一人。由其所作铜器推证,这位芮公在周王室中的地位亦很重要。同窖穴还出土胡叔簋3件,器盖均同铭,“胡叔胡姬作伯 媵簋,用享孝于其姑公,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  由此六篇相同铭文可证,胡国 姓,胡国与姬姓国通婚,姬姓女子嫁为胡人妇,可称胡姬。再与上列栖霞出土的胡只生所作成 鼎,亦知胡与成国互为婚姻,胡叔、胡姬与胡只生所作的簋与鼎,分别在陕西武功与山东栖霞出土,且黄县莱阴鲁家沟出土的禹鼎、禹   记禹两次至胡地,见胡侯,由此而彼三地相联系,再由铜器与铭文互为征发,可知东莱古国与江淮之胡、渭水之王畿王族有密切的关系。芮国封邑在大荔朝邑,其带铭文器分别於武功、黄县出土,并且似均非媵器,如黄县出土之“公叔作旅宫宝簋”,显为宗庙祭器;而“芮叔宽父作宝簋,用享用孝”,亦似是宗庙祭器。同为祭器,在王畿出土,尚在情理,在黄县出土,则让人颇费斟酌。其两地远距数千里之遥,如是战争掠夺,似乎有悖情理,结合芮、单、胡器在此或附近出土,以及禹、启诸器记莱与王室之关系,只能理解为这些铜器应是莱国贵族与王朝贵族相互交好的佳证。
  如此文开篇所提及,1983年黄县庄头附近的东营周家村出土一批铜器和陶器,由此情形或可推断,这些遗物应是墓中随葬品。其中有两件铜簋,均器盖对铭,且同铭,“作媵宝簋,其万年永宝用,单。”此铜簋铭与一般的不同,其既没有被媵者的名,亦不见被媵者所嫁往的国名,然其铭末却缀有作器者的国族名。时至西周中期,这种铭文未缀有国族名号的现象亦不稀见,如前揭黄县小刘庄出土的启卣、启尊,其铭文即缀“  ”两字,研究者认为此即作器者启的族名。关于单国的地望,当初有关研究者指出,应在西周王畿之内,我亦曾据此两簋并栖霞出土的胡只生作成 鼎,而推及单与胡及成的地域关系,而推考单国地亦同在今鲁西地之单县境。
  尤为使人振奋的是2003年初,陕西眉县杨家村一西周晚期窖穴中,一次出土青铜器27件,并且每件均铸有铭文,据初步清理,这些铭文合计字数多达四千余。以往陕西周王畿的窖穴,有或一次出土数量众多的青铜器,如前曾提及的岐山董家村,1975年发现一窖穴出土铜器37件,其中30件带铭文。可是与杨家村者相比较,则一是数量虽多,然非皆有铭文,二则虽有铭文,但其总字数较之杨家村者又相去甚远,三即数量众多,乃为诸国族所铸,此则27件,均为同一单国所铸。并且,经初步释谈,其铭文所涉内容广博,其尤重要者记载单氏国族与历代周王之关系。由文献所载,与此考古发现,可证知单国的地位不同一般。
  青铜器与之出土的地点,往往有密切的关系。若从铭文内容自报家门推考, 黄县东营周家村出土的两件铜簋,其铭末所缀的“单”,与眉县杨家村所出土的27件青铜器铭文中的“单”,均为同一单氏国族。而单国之器,远在东方海滨莱国之地出土,亦是极为少见的。然从莱地出土的芮、胡诸国族有铭青铜器证之,此两地之间出土由同一国族所铸造的青铜器,却又是在情理之中的。黄县出土的单国所作媵器,其亦极有可能来自西周王畿的今眉县一带。金文中所记,东方古国,诸如齐、纪、   等国均与周王室通婚,并且齐   之女,有的配作周王之妇。由此或推考,单氏国族应与莱国通婚,黄县东营周家村所出土的有铭铜簋,应是单国女嫁归莱国的媵器。
  前已提及,周王征东夷,曾至莱地,而莱国贵族又随王师南征,芮国王公贵族铸作青铜器馈与东莱,单氏望国族又与莱国通婚,并作铜簋以为媵送,由这些青铜器铭文资料可以反映出,莱国虽然远在东方海滨 ,而其与西周王畿之间的关系,则曾长期是十分密切的。
  陕西安康地区出土史密簋一件,其铭文为:“惟十又二月,王命师俗曰东征。会南夷、莒、虎会杞夷、舟夷、灌、邳、析广伐东国。齐师、卒徒、遂人乃执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左□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莱伯、棘尼周伐长必,获百人。”从此铭文证知,西周晚期某王时,南淮夷与营、徐、杞舟、灌、邳、析等东方土著古国族,合兵进犯周王室的东方诸国。 由这些国族的名称可知他们主要是在鲁南、苏北一带的国族,故而周王命齐师、莱伯等对这些进犯国族进行征伐。 尤可注意的是,此铭文中称“莱伯”,前曾提及的西周早期莱伯鼎、晚期莱伯鬲分别在黄县、日照出土,并且均是莱伯自作之器,其铭自称“莱伯”, 而此史密簋在陕西安康出土,其铭文所记的是由周王统一指挥,由王室派出军事首领联合地方诸国协同行动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铭文中的师俗与史密均是王室要员,尤其史密襄助师俗东征,胜而作簋以为纪念,他们自己铸作铜器,铭文则呼称莱国君为“莱伯”。由此可证知王室主要成员对莱国的重视与友善。同时亦反映出莱国的军事力量,还可看到莱国之君,无论自谓还是人称,均为之曰“伯”。
  据清代潍县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批校筠清馆金石文字,称见于著录的西周晚期名器师袁簋,“出登莱地归余器盖二。”由此或可推断,这件器盖组合的师袁簋,亦应出土于莱国故都或其周近,并且由铭文证之,其又确与周王朝和莱国密切相关。师袁簋铭称,“王若曰,师袁父,淮夷旧我贸田每臣,今敢搏阙暇反,厥工史弗迹我东国,今余肇命之汝,率齐师、   莱、棘尼、左右虎臣征淮夷。既执厥邦酋,曰冉、曰莽、曰铃、曰达。师袁虔不敢坠夙夜,血厥将事,休既有功。折首、执讯无淇,徒驭欧俘士女牛羊吉金。余弗遐组,余用作联后男腊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从此铭文内容推知,师袁听从王命所统领指挥这次征伐淮夷的战争,定与史密簋所记之役相去未远,或即在史密簋所记之役之后。由铭文可知,此师袁与史密簋之师俗,以及禹鼎、禹   之师雍父,均是王室的重要军事首领。两簋铭文对莱的称谓稍异,史密簋则称“莱伯”,应证莱伯参与战事,而此师袁簋则仅称莱,且与 国并列,今确知 国与王室通婚,亦只称国名,而不谓爵号。细绎两器铭文,发现史密称莱伯,而师袁簋铭之 莱并称,则是出自周王口谕,故未知爵号;或是此役莱伯并未亲历,仅其国军队出师而已。
  由前期的旅鼎铭记其参与太保率师伐东夷战事,禹鼎、禹   则记禹从师雍父因战事戍守而南达江淮胡国,启卣、启尊所载启王从南征,至于淮水流域,史密簋铭称莱伯亲与王师伐南夷的用兵兴战不绝如缕,尤其对南淮夷的挞伐,似是不曾停息过。而且,更令人惊奇的,几乎所有大的战事都有莱国军队参战,甚至其国出师的频率比齐国要高。由众篇金文互证,西周时期莱国的军事势力十分强盛,王室东方的战事,无论东征南伐,均离不开莱国的参与。因此,也就促使莱国与西周王室的交往更频繁,关系愈密切。所以,芮、单、胡等国的馈赠或媵遗的青铜器,在莱国都或其周近出土的现象,自然就在此情理之中了。
  并且,师袁簋在登莱出土,所记战事与莱相关,或有可能这位师袁为莱国人,其与旅、禹、启、莱伯等,都是颇谙军事的。

  最后,从上诸铭文中,可知东莱古国与西周王朝的关系,虽远距数千里,却交往甚密切。由此,遂使我们想将两地间来往的交通路线,作大致的推测。依据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商周青铜器出土的地点,和山川河流以及经古而成的交通达道的历史,可以断想,莱国西境的今昌邑出土商代晚期的邓共 此邓远在今河南平顶山,  再西之潍县亦出土商代的宅止癸爵  和其他不带铭文的西周铜壶、盘、觯与卣等,青州的苏埠屯是殷墟之外,商代的大陵墓区,出土铜器上千件,带铭文的百数十件,  其近有纪国古城,并出土纪国铜器30余件,  齐国故都天下皆知,其亦出土不少西周铜器,章丘出土郭甘诸器,历城大辛庄发现商代甲骨文,其很有可能卜辞中王师征夷方所至的“齐”地,再则长清小屯,仙人台出土商周有铭青铜器,量大而精,长清一带近于古济水,这是古代齐地与中原王朝密切交往的水上通道。可知,从莱都西行依次经昌邑、潍县、青州、淄博、章丘、历城至长清,再由济水至中州,转而西行可达西周王畿。
  从西周初王东征而至莱地,到王室军事首领驻戍东海,以及后来芮、单、胡等重要国族与莱国交好,还有纪国东迁海滨,   国远从辽东越海而来此地,证明西周一带这里的交通是兼及海陆之便利的。进入春秋齐、莱交战,莱并入齐,崔杼定田,齐景公东游海上。至战国齐威王巡狩海滨,太公子孙东迁海上。降秦代始皇帝数次东巡,海上大乐,乐不思归,田横五百士亦居海岛,企图再振齐风。这种由先秦而至秦汉以降,所逐渐形成的人们对东方大海的思慕神秘与无限向往,大概至迟在西周时期,由于莱国军事文化的兴盛发达而影响天下,即已开始了,只不过到后来秦皇汉武将此向往推向极致罢了。后来因神仙而生衍出的神话,一直在影响着人们,当然这是后话了。所以说,研究秦始皇遣徐福出海东求长生药这种文化现象,从先秦溯源,还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孙敬明:《莱国彝铭试释论及有关问题》,《东岳论丛》,1984年1期。
     孙敬明:《从黄水河流域出土的青铜器看两周时期 、莱等国对外交往的关系》,《徐福文化交流》,1995年1期。
     孙敬明:《漆、黄铜器铭文化比较研究》,《中国文物报》,1999年12月1日第三版。
    26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五)》,《考古学报》,1956年3期。
    3孙敬明:《丁斡圃旧藏西周有名铜器研究举例》(未刊)。
    4王献唐:《黄县器》,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月12月。
    5杨深富:《山东日照崮河崖出土一批青铜器》,《考古》,1984年7期。
    7孙敬明《漆、黄铜器铭文比较研究》,《中国文物报》,1999年12月1日第三版。
    8庞怀靖:《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青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5期。
    9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5期。
     李步青、王锡平:《建国以来烟台地区出土商周铭文铜器概述》, 《古文字研究》, 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92年8月。
    10唐兰:《周昭王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8年10月。参见9李步青 王锡平文章。
    卢连成 罗英杰:《陕西武功县出土楚簋诸器》,《考古》,1981年2期。
    冯国:《陕西眉县出土青铜器将是中国二十一世纪的重大考古发现》,《中国文物报》,2003年2月21日第一版。
    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的西周史密簋》,《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张懋 :《史密簋发现始末》,《文物天地》,1989年5期;《史密簋与西周乡遂制度——附论周礼在齐》,《文物》1991年1期;
     张懋  赵荣 邹东涛:《安康出土史密簋及其意义》,《文物》1989年7期;
     吴镇烽:《史密簋铭文考释》,《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
     李仲操:《史密簋铭文补释》,《西北大学学报》, 1990年1期;
     陈全方 尚志儒:《史密簋铭文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八届年会论文;
     李学勤:《史密簋所记西周重要史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2期。
    孙敬明:《史密簋铭笺释》,台北《故宫学术季刊》,1992年夏季。
    孙敬明:《山东昌邑出土商代邓共 稽考》,《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
    孙敬明:《宅止癸爵铭考》,《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23日第三版。
    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   ”铜器》,《考古学报》,1977年2期。
    贾效孔:《山东寿光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文物》,1985年3期。
    常光照:《山东章丘出土青铜器述要兼谈相关问题》,《文物》,1989年6期。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4期。
    山东大学考古系:《长清仙人台五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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